抑郁症研究进展一览

2019年5月1日讯 /生物谷BIOON /——抑郁症严重影响着病人的身心健康，为患者家庭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为此，小编在本文中为大家总结了最近关于抑郁症的最新研究进展，供大家一起学习了解。

【1】AJP：多基因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

DOI: 10.1176/appi.ajp.2019.1809101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抑郁症现在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全球影响全球超过3亿人。抑郁症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抑郁症在任何年龄都可以显现，但它往往首先出现在青春期。因此，在出现临床混淆症状之前确定抑郁的风险因素，对于有针对性和有效的预防策略至关重要。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作者使用了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来计算抑郁症的遗传风险。传统遗传学研究一次关注一种遗传差异，并确定其与疾病风险的统计关联。在这项研究中，来自与抑郁相关的许多遗传变异的信息（已在超过460,000名成年人的样本中发现）被用于创建反映抑郁症聚集遗传风险的分数，也称为多基因风险评分。单独地，这些变体对风险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可以揭示隐藏的疾病风险，从而提供更清晰的图像。该方法已成功用于量化许多常见疾病（如心脏病或糖尿病）的遗传风险。

该研究发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杂志上。该研究的第一作者Thorhildur Halldorsdottir解释了它是如何更详细地进行的：“该分数首先根据从大量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获得的遗传数据计算得出。然后在较小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评估该参数。确定它是否可以预测这个年龄组的抑郁症和抑郁症状。 “我们还研究了童年虐待史是如何影响风险的。我们发现多基因风险评分和接触儿童时期的暴露都有助于识别有抑郁风险的年轻人。”对抑郁症的有效心理和药理学干预已经众所周知。已经发现这些干预的组合是最有效的。不幸的是，这些措施的应用在公共卫生领域是不可行的，部分原因是缺乏资源。 “通过应用像这样的研究结果，将来有可能这些有效的干预措施针对抑郁症风险最大的年轻人，即那些具有高多基因风险评分和/或儿童期虐待史的年轻人。”

【2】HIV Med：HIV感染会提高死亡风险以及抑郁症风险

DOI: 10.1111/hiv.12726

-在一项调查抑郁症症状，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新研究中，研究人员报告说，退伍军人抑郁症的症状与艾滋病毒死亡的中度相关。波士顿大学医学院（BUSM）的研究人员利用退伍军人老龄化队列研究参与者的数据，比较了美国退伍军人和抑郁症患者的死亡风险。然后，他们比较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之间抑郁与死亡的关系通过临床诊断代码和抑郁症状调查表以两种方式测量抑郁症。

图片来源：www.pixabay.com

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他们发现与调查问卷确定的抑郁症状升高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23％，但是当代码确定抑郁症时，死亡风险没有显著增加。对于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通过编码测量的抑郁症相关死亡风险增加6％，但通过调查问卷评估的抑郁症状升高的死亡风险没有显著增加。

据研究人员称，重要的是筛查和治疗抑郁症，特别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通过挽救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以显着提高预期寿命。 “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评估和治疗有和没有HIV感染的患者的抑郁症状和重度抑郁症的需要，以潜在地降低死亡风险，”相应作者，BUSM医学助理教授Kaku So-Armah博士解释说。

【3】Mol Psych:炎症反应与心脏病及抑郁症之间的关系

DOI: 10.1038/s41380-019-0395-3

根据最近一项研究，心脏病患者更容易患抑郁症。首先，该团队研究了冠心病的家族史是否与严重抑郁症的风险相关。他们发现，至少有一位父母死于心脏病的人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候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要高20％。接下来，研究人员计算了冠心病的遗传风险评分 - 衡量已知增加心脏病风险的各种基因所做的贡献。心脏病是一种所谓的“多基因”疾病 - 换句话说，它不是由单个遗传变异引起的，而是由大量基因引起的，每个基因都会增加个体患心脏病的几率。然而，与家族史不同，研究人员发现，心脏病的遗传易感性和经历抑郁症的可能性之间没有强烈的联系。

总之，这些结果表明心脏病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不能通过对这两种疾病的共同遗传易感性来解释。相反，它暗示某个人的环境 - 例如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因素 - 不仅会增加他们患心脏病的风险，而且会增加他们患抑郁症的风险。这一发现得到了实验证据的进一步支持。在常见的生物标志物中，他们发现甘油三酯（一种在血液中发现的脂肪）和炎症相关蛋白IL-6和CRP也是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IL-6和CRP都是炎症标志物，在响应破坏性刺激后产生，例如感染，压力或吸烟。 Khandaker博士和其他人的研究先前已经表明，血液中IL-6和CRP水平升高的人更容易发生抑郁症，并且这些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在急性抑郁发作期间在一些患者中很高。在患有治疗抵抗性抑郁症的人中也观察到升高的炎症标志物。这提高了抗炎药可能用于治疗一些抑郁症患者的前景。 Khandaker博士目前正在参与一项临床试验，以测试tocilizumab，一种用于治疗抑制IL-6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抗炎药物，以观察减少炎症是否能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和认知功能。

【4】Trans Psychi：脑部刺激能够缓解抑郁症状

DOI: 10.1038/s41398-019-0439-0

通过附着在头皮上的电极发送的弱交变电流，UNC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成功地改善了约70％的临床研究参与者的抑郁症状。该研究使用一种特殊的电脑刺激，称为经颅交流电刺激（tACS）来治疗被诊断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研究结果发表在《Translational Psychiatry》杂志上。“我们对32人进行了一项小型研究，因为这种方法之前从未进行过，”资深作者，精神病学副教授兼卡罗莱纳州神经刺激中心主任Flavio Frohlich博士说。 “现在我们已经记录了该方法如何减轻抑郁症状，我们可以微调我们的方法，以相对便宜，无创的方式帮助许多人。”

图片来源：www.pixabay.com

研究人源将参与者分成三组。一组接受假安慰剂刺激 - 在tACS疗程开始时模拟感觉的短暂电刺激。对照组接受40赫兹tACS干预，远远超出研究人员认为会影响α振荡的范围。第三组接受了治疗干预 - 一个10赫兹的tACS电流，针对每个人的自然发生的α波。每个人连续五天接受40分钟的治疗。当Frohlich的研究小组观察治疗后两周的数据时，他们发现治疗组中有70％的人报告抑郁症状至少减少了50％，根据他们的MADRS分数。该反应率显着高于其他两个对照组的反应率。

【5】J Affec Dis：智能手机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抑郁症的发病原因

DOI: 10.1016/j.jad.2018.09.061

几十年来对焦虑和抑郁的研究取得了深入的进展，相关模型的建立有助于解释这两种疾病的原因和规模。然而，对于他们所有公认的有效性，这些模型在测量不同个体时会出现显著差异。因此，它不是最佳的用于检查特定人情感的手段。现在，布法罗大学的心理学家正在扩展这项有价值的研究，以实时反复和频繁地测量特定个体的症状，以了解直接感受与后来症状的相关性。

图片来源：www.pixabay.com

该研究以之前未曾研究过的方式表现出焦虑和抑郁，结果表明某些情绪会以一种预测超出特定时期发生的情绪的方式存在。根据UB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和研究报告的作者Kristin Gainey的说法，这些信息可以为患有这些疾病的患者提供治疗益处。为此，Gainey对135名参与者进行了基线评估，每名参与者都在寻求某种心理治疗。参与者每天三次，持续10周，在智能手机上接受有关其感受和症状的调查。整个调查时间在20分钟内。

“这产生了足够的报告，为每个人的症状和影响的波动和轨迹提供了良好的指征”作者说到。“如果我们能够实时识别出增加症状的特定风险因素，我们甚至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发送有关有用策略的建议或提醒该人的心理医生”作者说到。

【6】Mol Psycho：激活特定神经元能够缓解雄性小鼠的抑郁症状

DOI: 10.1038/s41380-019-0352-1

在最近一项研究中作者发现：直接激活一种兴奋性神经元可能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至少对男性而言如此。在这一研究中，作者通过观察前额叶皮层（这是一个涉及复杂行为的大脑区域，并且已知在重度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发现SIRT1基因在兴奋性神经元中失活，是造成症状的原因。相关结果发表在《Molecular Psychiatry》杂志上。

作者称，一种激活SIRT1的药物，可以逆转男性的症状。“它具有类似抗抑郁药的作用，”该研究的通讯作者 Xin-Yun Lu表示。Lu称，这意味着激活SIRT1并使这些兴奋性神经元通常具有高水平活性的药物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一些有抑郁症的有效疗法。抑郁症中兴奋性神经元的激发肯定会减少，而神经元也不会按照正常模式发挥作用。

SIRT1在脑细胞中的另一个角色是调节细胞线粒体的共鞥。科学家发现，部分敲除雄性SIRT1会影响了这些正常兴奋神经元的活性，而线粒体数量与功能起着关键的调节作用。他们看到的抑郁行为是SIRT1在该区域对情绪调节的重要性的另一个指标，以及如果没有它，神经元的激发不足。科学家表示，当雄性小鼠激活已因压力而失活的SIRT1时，应激诱导的抑郁症得到缓解。

【7】Nat Microbio：肠道微生物或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DOI: 10.1038/s41564-018-0307-3

细菌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研究人员已经建立了抑郁症与人体肠道中发现的一组产生神经递质的细菌之间的相关性。来自美国能源部（DOE）阿贡国家实验室，东北大学和其他地方的研究小组首先分离出了KLE1738，这种细菌对一种名为γ-氨基丁酸（GABA）的大脑化学物具有惊人的依赖性。“微生物GABA代谢与精神健康的关联非常引人注目，”Argonne微生物生态学组组长杰克吉尔伯特说，他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儿科学系和斯克里普斯学院任教。海洋学。 “微生物组生产和/或消耗GABA的一般能力以前没有广泛描述，并且从未报道过依赖GABA的细菌。”

“由于其独特的增长要求，没有其他人报告过KLE1738的增长，”该文章的主要作者，东北大学抗菌发现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Philip Strandwitz说。 Strandwitz和他的同事们为KLE1738提出了名为Evtepia的名称。他们将在未来的出版物中更全面地描述细菌。KLE1738之前曾出现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最通缉名单”中，这意味着它尚未培养，尽管它在人体肠道中相对普遍存在。在综合微生物新一代测序数据库中可获得的近20％的人肠道微生物组中检测到该细菌。肠道微生物群，即在该栖息地中发现的整个微生物群，影响许多重要功能，包括免疫反应和神经系统。尽管如此，居住在人体肠道中的许多微生物仍未被培养，研究小组称其为“理解其生物学作用的障碍”，这在自然微生物学文章中也是如此。

图片来源：www.pixabay.com

更多这样的微生物可能保持未培养，因为它们需要在其天然环境中由邻近细菌提供的关键生长因子，而不是在人工实验室条件下。在广泛的筛选过程中，研究小组发现KLE1738需要存在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这是一种常见的人体肠道细菌。进一步的生物测试和纯化导致分离作为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产生的生长因子的GABA。事实上，GABA是支持KLE1738生长的实验中唯一测试的营养素。在下一个研究阶段，该团队探讨了拟杆菌与抑郁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从患有临床诊断的抑郁症的23名受试者收集粪便样品和脑活动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测量。研究人员发现粪便拟杆菌的相对丰度与大脑中与抑郁症活动增加相关的功能连接性之间存在反比关系。这意味着低丰度的拟杆菌与大脑那部分的高活性相关，反之亦然。

【8】Nature：抑郁症的大脑发生机制

DOI: 10.1038/s41586-018-0740-8

在一项新的临床前研究中，由生理学教授Scott Thompson博士领导的马里兰大学医学院（UMSOM）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与“快乐和奖励”相关的大脑活动的变化。该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它提供了大脑如何处理奖励的新见解，并促进了我们对成瘾和抑郁的理解。作者发现两个大脑区域（海马和伏隔核）之间的信号强度对于处理与相关的信息至关重要。

汤普森博士说：“大脑的这两个部分在处理奖励经历时非常重要。这些区域之间的沟通在成瘾方面的影响更为强大，尽管其背后的机制尚不清楚。这种沟通的紊乱会发生在抑郁症中。它们之间的联系减弱可以解释导致抑郁症患者出现快感缺失症状原因。这项研究揭示了小鼠大脑中的一个对于目标导向行为很重要的回路，并表明该回路中信号的强度是可变的，这个过程称为可塑性。奖励回路和构成其可塑性的分子成分成为了成瘾和抑郁等疾病治疗发展的新目标。“这些令人兴奋的结果使我们更接近了解临床抑郁患者的大脑出了什么问题，”E. Albert Reece博士说道。

【9】Science：揭示为何氯胺酮是一种抗抑郁药

DOI：:10.1126/science.aax0719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威尔康乃尔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小鼠中鉴定出氯胺酮（ketamine）诱导的大脑相关变化有助于维持与抑郁症有关的行为的缓解，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人们开发出促进人类抑郁症持续缓解的干预措施。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9年4月12日的Scienc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Sustained rescue of prefrontal circuit dysfunction by antidepressant-induced spine formation”。论文通讯作者、威尔康乃尔医学院的Conor Liston博士说，“氯胺酮是一种潜在的治疗抑郁症的革命性药物，但与这种药物相关的主要挑战之一是最初治疗后的持续恢复。”

图片来源：Science

为了理解人体中从抑郁症发作到缓解转变背后的机制，这些研究人员在小鼠中研究了与抑郁相关的行为。在小鼠经历应激源之前和之后，他们获得了它们的前额叶皮质中的树突棘（dendritic spine）的高分辨率图像。树突棘是神经元中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的通信输入的突起。他们发现相比于没有暴露于应激源中的小鼠，显示出与抑郁有关的行为的小鼠在其前额皮质中的树突棘消除增加了和树突棘形成减少了。这一发现复制了之前开展的将与小鼠中抑郁相关的行为的出现与树突棘损失相关联在一起的研究。除了对树突棘的影响外，应激还降低了小鼠前额叶皮质中神经元的功能性连接和同时活动。这种连接性和活动性的降低与应对应激源的抑郁症相关行为有关。Liston及其团队随后发现氯胺酮治疗快速恢复了神经元的功能连接和整体活动，并且消除了与抑郁有关的行为。相比于遭受应激但未接受氯胺酮治疗的小鼠，在接受单剂量氯胺酮治疗24小时后，遭受应激的小鼠表现出与抑郁相关的行为逆转和树突棘形成的增加。这些新的树突棘是功能性的，因而与其他神经元建立了工作上的关联性。

这些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小鼠的行为改变和神经活动变化发生很快（在接受氯胺酮治疗3小时后），但是树突棘的形成发生得更慢（在氯胺酮治疗12～24小时后）。虽然还需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发现可能表明树突棘再生是氯胺酮诱导的前额皮质回路活动恢复的结果。虽然在小鼠中尚未发现树突棘导致氯胺酮对抑郁相关行为的快速作用，但是人们已发现它们在维持这些行为的缓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东京大学的Haruo Kasai博士和Haruhiko Bito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开发的一种新技术，这些研究人员发现选择性地移除这些新形成的树突棘导致了抑郁相关行为的重新出现。

【10】JMIR：网络治疗APP能够有效缓解抑郁症

DOI: 10.2196/10113

在一项全面的新研究中，印第安纳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一系列自我引导的，基于互联网的治疗平台有效地减少了抑郁症。“在这项研究之前，我认为过去的研究可能集中在患有轻度抑郁症的人，那些没有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并且自杀风险较低的人，”Lorenzo-Luaces说。 “令我惊讶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科学表明这些应用和平台可以帮助很多人。”对于Lorenzo-Luaces来说，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行为治疗应用程序是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新工具：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可用于治疗他们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

“接近四分之一的人符合严重抑郁症的标准，”他说。“如果你包括轻度抑郁症患者或者有一些症状的抑郁症患者一周或一个月，这个数字会增加，超过可以为他们服务的心理学家的数量。”他补充说，抑郁症患者的医疗保健系统也很昂贵。“他们倾向于比其他人更多地拜访初级保健医生，”Lorenzo-Luaces说。 “他们有更多的医疗问题，他们的抑郁症有时会妨碍他们服用药物治疗其他医疗问题。” 通过对21项研究进行“元回归分析”，Lorenzo-Luaces和合作者果断地确定基于互联网的治疗平台有效缓解抑郁症。一个核心问题是确定先前的研究是否通过排除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来扭曲这些系统的影响力。

结论是这些应用适用于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症。该分析中的许多研究将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行为治疗应用的使用与放置在治疗等待列表上或使用向用户提出弱推荐的“假应用”进行了比较。在这些情况下，iCBT应用程序的工作效果明显更好。“这并不是说你应该停止服药并前往最近的应用商店，”Lorenzo-Luaces补充道，他说，面对面治疗和抗抑郁药可能仍然比单独的iCBT应用更有效。（生物谷Bio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