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Biotech创新研发：优势在“人”，劣势也在“人”

2003年，贝达药业成立，在8年后带来了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小分子靶向抗癌新药埃克替尼，为中国创新药开发破冰。

2011年，百济神州创立，在8年后将泽布替尼推向了美国市场，实现了中国原创肿瘤创新药出海零的突破。

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创新药开发故事，映射出中国创新药产业过去20年的沧海横流。无声的岁月中，还有更多的中国Biotech公司也在演绎着创新药研发的起落浮沉。

2015年以来， 国家药监局推动的监管改革大大提高了药品审评和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效率，堪称中国制药产业发展分水岭。根据2022年5月5日发表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杂志的报告“Trends in innovative drug development in China”，2010–2020年，中国共有101款创新药递交新药上市申请（NDA）， 58款获批（图1）。其中，37款是中国NMPA批准的新分子实体，14款（24%）是孤儿药且13种符合美国FDA孤儿药标准。此外，40种创新药（69%）获得优先审评，其中35种（88%）在2015年7月后获批。这些数据表明，2015年8月推出的优先审评等系列监管改革措施极大地鼓励了中国药企的创新。

图1 | 中国创新药物的NDA申请年度数量

（来源：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以2015年为起点，大家也能感受到中国创新药产业实现了跃迁式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抗体药申报不超过两位数，到如今PD-1、ADC甚至双抗和CAR-T这种前沿新药每个都有上百家布局；从之前的外企走进来，到如今本土走出去……国内创新药企正努力爬上高处，与海外大药厂争锋。

与此同时，Me too创新药的大量涌现也引发了行业下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和思考：中国何时才能做出更多高质量的源头创新产品？

针对源头创新的热烈讨论之声，近两年从庙堂到江湖，从产业到学术，也是不绝于耳，大家都在强调基础研究以及转化医学研究的重大意义。

创新药研发是需要监管、产业、学术、投资、临床各界人士共同携手努力的体系化工程，中国创新药生态体系在过去5–10年确实有极大提升，但也不能苛求质的飞越在一朝一夕中发生。我们要认可进步和成绩，也要正视劣势和差距，更要发现背后的真正原因并逐步改观。

而在资本寒冬下，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显得尤为重要。8月24日举办的2023中国医药决策者峰会暨第三届医药魔方开放日上，偶领生物创始人谢雨礼博士作为主持人，与炎明生物联合创始人、CEO邓天敬博士、再鼎医药全球研发首席运营官阎水忠博士、石药集团核酸药物研究院负责人苏晓晔博士、保诺·桑迪亚药物发现部门总裁李翔博士就“Biotech创新研发的优劣势”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Biotech创新研发

优势在“人”,劣势也在“人”

谈及国内Biotech创新研发的优势，几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人”这个因素。

邓天敬表示中国科学家做事的质量和数量都很高。阎水忠则认为做药是个充满挑战和艰辛的持久战，我们需要有情怀，有激情和有热情的人，才能坚韧不拔，承担住风险。李翔强调了中国人的勤奋和效率，包括创始人、团队骨干的自我驱动能力。另外，效率也体现在国内的基础设施，如物流体系背后的人力等非常高效。苏晓晔则从中国人在中国和国外做biotech公司的角度切入，谈道：“只有在中国才能触及到一些核心的东西，触及到核心的决策层。中国人在美国做新药研发则可能因为社会环境，政府监管等受到各种限制。”

而关于劣势，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内biotech的创新意识和动力不足，无论是创始人、CEO还是投资人，都在战略上较为保守，太追求确定性的东西。

李翔表示创新应该融于血液里，而不是总拿出来谈。苏晓晔认为收益来自于风险，不过他也坦言：“可能有些时候企业和投资人是想做些本质上不同的，能够从不同角度去解决核心需求的东西。但是，客观条件上融资的压力、市场的趋势会让这个定位产生动摇。” 阎水忠和邓天敬则共同指出，国内将科学转化为应用的转化型人才不足。此外国内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有待改善。阎博士说：“董事会、资本投资方应该给biotech多一些时间，多一些容错的机会，因为做创新药的成功率很低，失败率很高。而作为创始人不要急于求成，要给自己和团队多一点时间，在试错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项目，降低风险。”

当然，邓天敬在总结时也表达了乐观的看法：“我们所谓的好或者不好是和美国对比的。这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和一个四十几岁的男人对比。事实上，美国创新药已经做了50年，其IPO、投资体系、科学转化、培训体系等等是经过长时间优化才达到现在的水平。而我们真正开始做是在2010年以后。不过中国人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学习很快，成长速度快。我们目前看似处于一个焦虑的阶段，其实可能还没到最难的时候。放眼美国50年的发展周期，有那么多公司破产，而目前中国biotech破产的没有几个。我们必须把这些阶段全部走过，才会成长到20岁、30岁，才能把美国给比下去。我相信我们会走到那里。”

差异化立项是“扬长避短”的关键

优劣势已经是行业各种会议可能会广泛讨论的话题，业内更想知道的是如何“对症下药”，如何“扬长避短”。

关于这个话题，李翔认为立项非常关键，biotech在立项时需考虑临床需求以及和竞争者之间的差异性。苏晓晔则指出立项需要顺势而为，充分理解国家意志层面上想解决什么问题，国家的需求和趋势是什么？“现在的趋势之一是老龄化，针对老年病，肿瘤、老年痴呆、老年化相关代谢疾病将会是未来的重要方向。”他说道。

阎水忠提出：“新药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研发周期很长，分有不同阶段，涉及不同专业，需要通力合作。因此，我们需要知彼知己，不仅要“扬长避短”，而且要通过合作，取他人之长来补自己之短，这样才能达到共赢。”他还提到，立项时需注意临床未满足需求是个动态的过程，今天看到的临床未满足需求在未来不一定成立，这就需要加强与临床医生的对接。另外在科学方面，需要注重对作用机制（MOA）的理解和挑选，起点门槛选得低容易被他人超越。

如何在热门靶点这类“香饽饽”前保持冷静的问题也引起了现场的热烈讨论。

阎水忠答道：“不要追着MNC跑，Biotech研发要更有主见。两者定位不一样。前者实力强大，后期有冲劲，而biotech则缺乏这种实力，也没有这个时间。”邓天敬直言：“避开诱惑，还是有情怀的因素在。我一直相信我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扎堆的靶点，我不会去做。因为，如果中国的biotech能够像美国的那样去做一个全新的东西，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它代表着中国下一步发展方向之一，这就是以科学驱动。”也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邓博士和邵峰院士合作创立了炎明生物。他说：“找到这样好的合作人是机缘巧合，做这件事也是一种博弈。在临近退休的年纪，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圆桌的最后，谢雨礼总结道，中国biotech创新药研发在前期立项方面可能还是偏向保守，无论是投资人、创业者，还是从业人员，我们需要达成这样的共识，即拥抱风险、展现热情与情怀。不管“寒冬”还是“酷暑”，我们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相信中国创新药研发一定能到达光明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