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Int Aids Soc：对抗COVID-19大流行的个人健康行为：来自HIV社会行为科学的教训

COVID-19在许多方面与HIV相似。社会行为科学在阐明个人参与已知有效的HIV预防和治疗工具的背景和因素方面至关重要，从而为正在进行的抗击COVID-19大流行的努力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不遵守有效的疾病缓解策略(例如用于HIV的避孕套和用于COVID-19的口罩)可部分归因于将舒适性、便利性和个人自主权置于公共卫生之上。虽然疫苗对于结束这两种流行病都至关重要，但它们的影响将取决于可用性和吸收率。

图片来源：https://doi.org/10.1002/jia2.25771

本文以社会行为科学理论为基础，描述了实现和支持坚持预防和治疗策略，包括采用疫苗的实际和成功的方法。关键的方法包括重新构建工具以增强动机、促进可信信息的集中来源、战略发展和与关键人群及其内部的信息传递(例如通过社交媒体)，以及呼吁自我赋权、利他主义和知情决策，这样COVID-19疫苗的有效性将取决于我们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社区中建立信任的能力。

参与针对COVID-19干预措施的社会生态模型 图片来源：https://doi.org/10.1002/jia2.25771

一种可以指导有效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模型是社会生态模型，它描述了影响行为的不同水平的因素。该模型解释了具有不同特征和信仰的个体之间的行为如何在个体与其特定人际环境以及社会和结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交织在一起(如资源丰富的环境中的年轻富人与资源匮乏的环境中的贫穷老年妇女)，干预措施应考虑这一整体背景，孤立地针对个人行为不太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相反，无法充分获得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工具可能会阻碍个人意愿。

参与针对COVID-19干预措施的情境信息-动机-行为模型 图片来源：https://doi.org/10.1002/jia2.25771

信息-动机-行为技能(IMB)模型将健康行为改变理论整合为影响健康行为的三个关键变量：信息、动机和行为技能。这些障碍中的每一个都会影响行为改变，可能需要加以解决以实现干预有效性，情境IMB (sIMB)模型考虑在来自内部、个人、社会、社区和结构因素的动态影响的背景下采用和执行行为，虽然信息和动机(即个人和社会后果的感觉，积极和消极，采取预防行为或特别不采取预防行为)很重要，但获得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它们的预防工具和技能是必不可少的。

用社会行为科学对抗COVID-19大流行的主要建议 图片来源：https://doi.org/10.1002/jia2.25771

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造成了严重破坏，与HIV一样，可以使用有效的工具来控制它，但这些工具需要大规模的人类行动才能发挥作用。通过社会行为科学模型和健康行为改变理论了解COVID-19预防行为的社会和结构背景以及决定因素可以促进公共卫生工作，准确和一致的信息是影响个人行为的任何信息传递或公共卫生运动的基础，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证据进行谨慎管理。此外，疫苗是一种关键工具，但人类行为在疫苗接种和最终有效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预防工作必须与它们一起继续进行。

HIV和COVID-19的缓解策略都需要接受和信任，同时还需要坚持推荐使用的能力，坚持对于最大限度地利用HIV预防和治疗工具的益处至关重要，同样对于对抗COVID-19也至关重要。本文提出了限制个人参与应对COVID-19的三个主要障碍，特别是当它们与口罩和身体距离有关时：舒适和便利、否认和错误的信息以及自主与公共卫生。

与HIV预防一样，减少SARS-CoV-2传播的措施需要采取行为并在经常对舒适性和便利性造成挑战的情况下实施，艾滋病流行早期的主要预防方法仅限于戴安全套和不共享注射药物。舒适和便利不是微不足道的概念，例如，避孕套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并会带来不信任，从而给性关系带来耻辱，并且安全套的使用需要男性的合作，而接受伙伴可能并不总是有能力获得这一点。

在艾滋病流行初期，反动势力和保守的宗教意识形态助长了污名化和边缘化，诸如“‘四个 H’：同性恋者、海洛因使用者、血友病患者和海地人”之类的贬义神话被不恰当地用来指责艾滋病毒，并有意将艾滋病毒发展为对抗边缘化亚群的生物武器。一些国家对COVID-19 的回应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影响也导致了阴谋论和错误信息的出现，从而加剧了对大流行范围和影响的否认，许多国家元首认为这种病毒是一种过分夸大的威胁，而社交媒体则认为这是一场骗局；此外，由于将SARS-CoV-2称为“中国病毒”，因此转移了应对责任，因为艾滋病曾被称为“与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陷病或GRID”。这两次大流行早期缺乏协调一致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公众之间的错误信息和不信任。

当“当局”强烈推荐甚至强制采用行为方式(如戴口罩)时，可能会出现自主权(即做出个人选择的权利)的伦理问题，自主性高于社会需求的相对优先级因文化和个人而异。对于HIV和COVID-19等传染病公共机构理应为集体利益协调个人活动，政府强制实施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然而，公共卫生指令可能会遭到抵制，通常在自由主义倾向的环境中大声疾呼，关于COVID-19，许多人以控制自己行为的权利为由，反对要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对于艾滋病毒，人们抵制侵犯个人性行为的预防措施(如在疫情爆发期间关闭浴室)，一些人还抵制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要求他们自主决定HIV治疗；为规范这些行为(如强制披露艾滋病毒)而制定的法律未能解决自决的基本道德原则，反而造成了伤害，包括对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群体和受到不成比例影响的边缘化社区的污名化和歧视加剧。

社会和行为科学不是一个单一的、单一的框架，这些学科内的一系列观点可以为公共卫生应对流行病提供信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解决覆盖个人行为的耻辱感、不平等、获得护理和其他社会因素，从而阻止我们有效地对抗COVID-19大流行。COVID-19以深刻的方式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承认并接受个人的需求以及他们与社区和社会交往并受其影响的方式，对于结束这一流行病至关重要。（生物谷 bioon）

参考文献：

Jessica E Haberer et al. Individual health behaviours to combat the COVID-19 pandemic: lessons from HIV socio-behaviou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2021 Aug 02) doi：https://doi.org/10.1002/jia2.25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