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双非”副教授：在《自然》发论文后，反倒“忐忑不安”

在《自然》上以共同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后，侯书国一时间成了学校的“红人”。因为这是山东建筑大学自1956年成立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自然》论文。

工作群里，不断有人把相关的新闻链接丢进来，“重磅”“零的突破”“打破校史”……吸引眼球的词汇一遍遍刷屏。紧随其后的，是一排排点赞的“大拇指”。

侯书国的心情，却从最初的喜悦，逐渐变得“忐忑不安”。

在山东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里，侯书国所从事的生物工程研究并非优势学科。但作为42岁的副教授，在这个学校就职15年后，他终于在顶刊发表了论文。

然而，面对《中国科学报》的专访，侯书国没有表现出太多“逆袭”的快意。

“因为成果是属于过去的。”而对未来，他还不是那么有把握。

从《自然》启程，再抵达《自然》

侯书国等人的发现，揭开了植物中一对新“搭档”的故事。

当病原菌入侵植物时，植物细胞会分泌名为SCREW的植物细胞因子，这种小肽类物质被细胞表面的受体NUT识别后，就会触发一系列免疫反应 。

这项研究的一大亮点，在于揭示了“气孔”在这个免疫过程中的作用。

遍布植物表皮的气孔，是水分与气体的交换通道，也是病原菌的“方便之门”。

2019年，还是《自然》杂志上，一篇论文讲述了病原菌从气孔进入植物体内后，如何促使植物细胞间产生更多水分，为自己创造适于繁衍的环境。

而侯书国等人的这项研究，从植物的角度，补上了双方博弈的另一块拼图：植物没有坐以待毙，它们会通过细胞因子释放和受体识别这个过程，把气孔打开，让细胞间的水分迅速蒸发出去，从而抑制病原菌生长。

“令人兴奋。”“这项工作非常有趣，拓宽了已知植物细胞因子及其功能的组合。”在评审意见中，审稿人们这样写道。

对大多数科研人而言，在《自然》《科学》这样的顶刊上发表论文，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侯书国的背景和经历，这件事则更难。

侯书国

侯书国的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他喜欢在图书馆里翻阅各大学术期刊。某期《自然》杂志上，两位植物免疫学的顶尖学者撰写的综述，把他“锤”进了这个研究领域。

“那是2003年。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研究领域非常、非常感兴趣。”

2006年硕士毕业后，他进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技术员的身份继续开展植物免疫研究。在这片著名的科技制改革“试验田”上，他最初体会到了科研的无尽乐趣和满足感。

然而，面对偌大一个陌生的北京城、无处不在的孤独和压力、已知和未知的忧虑，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没能积聚起足够的信心。

他最终选择了放弃，回到山东老家。

刚好山东建筑大学新成立了生物工程专业，亟需相关背景的年轻人，他留了下来。因为当时只有硕士学历，侯书国只能从助理实验师做起，主要工作是为本科生准备实验室。

但科学探索的乐趣，不曾尝过也就罢了，食过髓知过味的人，总是难以舍弃。在这个没有科研任务的岗位上，侯书国仍然坚持以前的习惯，每天清晨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最新的文献。

2012年，符合在职读博条件的第一年，侯书国迫不及待地申请到山东大学在职读博。在这期间，他发现了多种不为人知的、由植物分泌的小肽类物质，他推测这些物质可能参与了植物免疫调控。后来，才有中国学者正式提出“植物细胞因子（Phytocytokine）”这个概念，这个领域也逐渐变得热门起来。

侯书国提前一年博士毕业，研究成果还被评为当年山东大学的“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我还是回来了”

在2014年，侯书国迎来了科研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机。这一年他34岁，赶在“男性35周岁”的年龄红线前，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科学基金。

一名来自“建筑大学”“工科学院”的“实验师”，申请一个“植物抗病、植物免疫”的课题，乍看之下实在有些不搭调，但所幸成功了。

当年侯书国写在申请书上的研究设想，正是酝酿出如今这篇《自然》论文的idea。他想，或许就是这个点子打动了评审专家吧。

“没有这笔基金，我后面的一系列机遇都无从谈起，也没法完成后续的研究。”

2017年2月，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山东建筑大学共同资助下，侯书国前往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在何平、单立波这对夫妻教授的实验室里做访问学者。

侯书国与何平教授合影留念

这期间，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侯书国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他在这里的一系列科学发现，正是2022年这篇《自然》论文的基石。

约定的回国期限很快就到了，而研究还远未达到发表程度。山东建筑大学的领导在了解到侯书国的研究需要后，同意为他延期几个月。

“那时候，我非常希望能留在德州农工大学继续做博后。但是我申请的这种访问项目有规定：项目结束必须回国，至少在国内做3年以上的工作。”侯书国打听到，身边也有人违反规定坚持留下来，但这种做法对学校乃至国家都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我还是回来了。”

回来后，科研平台落差很大。好在第二年，赶上学院实验中心仪器采购，侯书国借这个机会买了价值几十万的仪器，有了初步的科研条件。

但最“卡脖子”的是，当时他作为一名高级实验师，无法组建自己的科研团队。

管理实验室之余，侯书国会为自己收拾出一方小小的实验区，坚持开展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很多时候，哪怕是一瓶试剂，也要自己亲手配制；哪怕一个简单的实验方法，也要从头开始摸索。

而他无法继续开展的那部分工作，主要由德州农工大学的一名中国博士后刘尊勇接手。他与合作者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线上联系，通过视频的方式讨论实验进展。

论文在《自然》上线那几天，学校受疫情影响，还处于封闭状态。校领导和学院领导通过微信联系侯书国，表示愿意支持他建立研究平台。

“成果属于过去”

“成果属于过去”——对所有科学家都是如此。但对侯书国来说，这句话更显沉重。

“因为这个‘过去’，终究是依靠别人完成的，其实我一直很想证明，只靠我自己，能做到什么样。”

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领导一个团队？能不能跟上领域发展的步伐？能不能再度做出前沿创新的成果？

但面对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

23万元的青年科学基金，支撑他从2015年走到了2018年。2019年，他再次申请面上项目时，却失败了。

2021年，当他的论文在《自然—通讯》上发表时，很多人鼓励他，说这次肯定没问题了。但他踌躇良久，硬是没敢申请。

“如果连续两年申请不中，今年就要停止申请一年，我不敢冒险。既然现在《自然》上的论文已经发表了，我决定再试一次。”

那么，下一步准备怎么克服目前的种种局限，继续开展有价值的科研工作呢？

听到这个问题后，侯书国停顿了几秒，然后缓慢地说：“这是您所有问题里，我最难回答的一个。”

让他卡壳的，除了科学本身的问题，更多是科学以外的思虑：能不能申请到新的基金？在当前的疫情和国际形势下，怎么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如何建设一支有活力的研究队伍？

对侯书国来说，他很遗憾没能在40岁以前发表这样有分量的论文。因为40岁以前，他还有机会去申请山东省内的一些青年人才称号。现在，他超龄了。而那些与他年龄匹配的称号，需要更高的竞争力。“至少在很多地方院校，对这些人才称号要比论文更加看重。”

“我的起点太低了，尽管一直马不停蹄地走啊走，但还是慢了一些。”

在他身边，那些做应用研究，能拿横向课题的同事们，课题经费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一直坚持基础研究的他，仍然常常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去年发表的那篇《自然—通讯》论文，还是合作单位主动帮忙出的版面费。

侯书国也曾期待过，发篇好文章，或许能尽快评上职称，还能从学校获得一些经济奖励。但在目前破五唯的大环境下，他对这些的渴望没那么强烈了。

或许，这篇《自然》论文带给他的最大收获，是终于得到了认可。“一名教辅系列的普通老师，也能实现自己的科研梦。”侯书国说。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梦想”

在今天的山东建筑大学，肉眼可见，年轻教师的“质量”在水涨船高。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早不鲜见，海归留学生的数量甚至更多。

“这一代的年轻学者，大多已经有了非常开阔的国际视野。就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硕士、博士，刚刚毕业时，都是踌躇满志，想要大干一场。”侯书国说。

然而，有机会加入国内外一流研究平台的年轻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享受过优越的科研条件后，还是会落脚在地方的普通院校。等待他们的，难免有理念上的碰撞，与体制和氛围的磨合，甚至失落、迷茫和孤独。

该给这些年轻人什么建议呢？

第一次接受采访时，侯书国并没有想太清楚，只强调了一点：在找工作时，要好好考察，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学校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否吻合——这决定了未来很多年里，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次日，他又发来微信：“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来到地方院校遇到困难后，最终都选择了‘入乡随俗’。但我想，还是应该保持一颗不甘平凡的心。”

他曾经和清华大学教授柴继杰课题组合作，后者是施一公院士常常盛赞的得意弟子。柴继杰本科学的是造纸专业，在造纸厂工作4年后，转而读研读博，其间克服了种种困难。他刚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时，还是个“基础差，英语也不行”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国际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了。

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逆袭”故事，也时时激励着侯书国。

问题归结为一个：如何在不够理想的科研环境下，继续坚持科研理想？他思考良久，总结出三个要点：

一是保持科研活力。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坚持跟踪学科前沿，加强学术交流合作，定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高级别的学术会议。

二是尽可能保持一定的学术自由度。多数地方院校都会帮助年轻博士加入科研团队，这些科研团队的研究工作常常会和年轻人自己的研究方向存在偏差，进而束缚他们的研究自由。年轻人应尽量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整合团队研究，另一方面尽可能给自己留下一点独立探索的空间。

三是脚踏实地，给自己规划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按自己的节奏不断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孤独过、失落过、后悔过、迷惘过，直到今天，或许也尚未达到真正的“不惑”，但某种意义上，侯书国仍然是个谨慎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他说，“梦想是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大概就是——即便你不知道在梦想的引领下，能否走向预期中的成功；但你一定很清楚，没有它，自己会变得何其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