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 Med：卵巢癌的“第一声警报”，血液里的RNA信号在肿瘤成形前就已响起

卵巢癌之所以难对付，很大程度上在于发现太晚。高级别浆液性癌是上皮性卵巢癌中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也是卵巢癌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起源于输卵管上皮内癌（STIC）—一种非浸润性前驱病变，通常在切除输卵管和/或卵巢的手术中偶然发现，需经病理检查确认，影像学和常规血液检查都看不见它。正因如此，卵巢癌患者确诊时往往已是晚期，肿瘤早已扩散，如果能在这个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阶段发出警报，局面或许会完全不同。

日前，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Nature Medicine上题为“Blood-based RNA biomarker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ovarian cancer”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德国肺病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科学家们历时八年，汇集多国科学家和临床样本，开发并验证了一种血液检测方法。其核心是一个名为Tu-stroma的RNA分子—一种肿瘤相关的长非编码RNA，富集于血清细胞外囊泡中。

此前研究提示，卵巢癌中存在一种名为Flower-Win/Lose的信号博弈：肿瘤来源的外泌体Tu-stroma会削弱周围宿主细胞的适应度，从而有利于肿瘤在宿主组织中扩张。这项研究要检验的，正是Tu-stroma能否作为STIC和早期高级别浆液性癌的循环生物标志物。

文章中，研究人员在506名个体的血清细胞外囊泡中定量检测Tu-stroma，这些人包括组织学上附件正常者、良性附件病变者、孤立性STIC患者，以及覆盖FIGO I至IV期的各期高级别浆液性癌患者。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143人）和良性附件病变组（88人）相比，STIC患者（43人）和高级别浆液性癌患者（232人）的标准化EV Tu-stroma ΔCT值升高，绝经前女性亚组中同样如此（对照组57人、良性34人、STIC 32人、高级别浆液性癌88人）。

在配对受试者工作特征分析中，Tu-stroma对STIC与对照组的区分能力优于癌抗原125（CA125），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9和0.59（P<0.001）；对STIC与良性附件肿块的区分同样占优（0.99对0.31，P<0.001）；对高级别浆液性癌与对照组（0.99对0.96，P=0.001）及与良性附件肿块（0.98对0.84，P<0.001）的区分也更好。此外，Tu-stroma在炎症或生理性对照（116人）及非卵巢恶性肿瘤（160人）中未见系统性升高，各组均与健康对照（100人）比较，支持其疾病背景特异性。在模拟的风险富集场景中，其预测值与目标使用人群相符。这些发现将Tu-stroma识别为与浸润前及早期高级别浆液性癌生物学相关的候选EV-RNA标志物，但研究同时明确指出，还需在连续入组的真实世界队列中开展前瞻性评估，以验证其诊断性能、预测价值和临床效用。

在用于验证发现的独立女性群体中，这一检测方法能识别出92.3%的STIC患者，并正确识别98.2%的健康女性，当研究者模拟该检测在高风险人群中的表现时，约72%的阳性结果准确，而阴性结果几乎100%正确。研究者Gogna博士表示，卵巢癌并非在发现肿瘤那天才开始，它往往始于输卵管中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改变，而常规筛查根本看不见。

这项研究的重点在于瞄准“最早”阶段，STIC是组织病理学上可定义的最早阶段，常规手段几乎无从捕捉，而Tu-stroma在血液中给出了可量化的信号，且对良性病变和炎症背景表现出较好的区分度。对于携带BRCA1或BRCA2突变的高风险女性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许多人面临是否做预防性输卵管卵巢切除的艰难抉择，有时在完成生育之前，还要付出提前绝经的代价。

当然，这项研究分析的是既往采集的、诊断已明确的女性血样，属于发现与验证阶段。目前，研究人员正计划开展前瞻性临床研究，纳入霍格及更广泛社区的女性，包括有和无遗传风险者，通过采血和长期随访，确定分子信号能被多早检测到、识别前驱病变的可靠性如何以及最终能否指导临床决策。（生物谷Bioon.com）

参考文献：

Wilhelm, J., Kumar, A., Vasiyani, H. et al. Blood-based RNA biomarker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ovarian cancer. Nat Med (2026). doi：10.1038/s41591-026-047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