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Biotech十年沉浮

或许没有哪个行业像创新药这样，有着最深的关于时间的焦虑。

如果说互联网产品的寿命以“月”计是一个极端，那么生物技术领域则是另一个极端，这个行业是以“年”甚至“十年”来衡量产品的周期。

10年的“生物医药时间”也意味着，漫长的产品开发周以及产业周期必将定义Biotech的发展故事。

中国创新药的第一个10年，正好也是行业经历的第一个大的上下行周期。3年前，这个行业的大多数投资人都没有经历过资本寒冬，有的投资人除了牛市什么都不知道，而今他们不仅经历了牛熊转换，也经历了成功的退出以及失败的投资。

创始人们则用自己的方式感受了政策导向的力量、资本市场的风起云涌以及中美关系如何成为一个行业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在一轮轮的融资和合作谈判中真正理解了生物医药创业的秘密与艰辛。一些中国Biotech的创始人们终于可以说，他们从第一个大的行业下行周期中“活”了下来。

超越每家公司的发展，时间的力量战胜一切，时代的浪潮席卷一切。中国Biotech在过去10年有太多故事可以讲述，但是最终，旅程本身就是目的地，亲身经历周期比任何高谈阔论都重要。

活下来的公司都是相似的

张江爱迪生路53号，坐落着一座漂亮的欧式办公楼，楼前有一大片美丽的绿色草坪。从外观上看，这里不像是Biotech公司的总部，反而像是私家花园别墅。

安扎在这里的盟科药业绝对算不上国内创新药行业的明星公司，一方面是盟科专注的耐药菌抗生素领域是“冷门赛道”，就像这家公司“以良药求良效”的Slogan一样朴实无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创始人袁征宇从未寻求过高举高打的发展模式，没有拿过地建过厂，也没铺过管线。很长一段时间内，盟科的团队从来没有超过 50 人。

2022年8月，盟科在科创板上市，距离袁征宇2007回国创业已经过去15年之久。再往前一年的6月，盟科的第一个新药项目康替唑胺片成功上市。

100公里之外，苏州BioBAY生物医药产业园C19楼，和盟科发展路径有相似之处的另一家Biotech坐落于此。2010年成立的盛世泰科在2024年才推出了自己第一个成功上市的产品——DPP-4抑制剂类降糖新药森格列汀。自2012年7月，长达12年的时间里，森格列汀一直是公司最核心的管线。

盟科和盛世泰科都要将他们的新药投放到市场——这是他们作为一家Biotech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在中国，进入医保是商业化推广的必要条件，但是对很多创始人来说，却是一辈子第一次做这件事。

获批半年后，康替唑胺片在2022年1月就被纳入医保目录。在抗菌药市场上，康替唑胺对标的产品利奈唑胺2000年在全球上市，2007年在中国上市，当时的治疗费用为700元一天。康替唑胺片的上市时间晚了20年，但是进入医保后的治疗费用只有利奈唑胺的一半多。

医保降价幅度超过了袁征宇的预期，但是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袁征宇也清楚，像康替唑胺这种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药物，在目前的中国医保体系下，商业化收入很难覆盖此前的研发投入，更不要提真正实现其商业价值。如今，盟科正在寻求康替唑胺的海外上市，在欧洲、美国开展两个不同剂型的III期临床试验。盟科通过科创板上市大概募集了10亿人民币，基本上都砸进了全球III期临床里。袁征宇希望在2026年做完III期，这也意味着，盟科在此之前的研发投入依然会很大。

上市之后，袁征宇“找钱”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多少，只不过从原来的一级市场转移到了二级市场。但二级市场募资会有监管政策的诸多限制，和很多Biotech的创始人一样，袁征宇也希望能“曲线救国”，通过将早期项目分拆出去的方式重新去融一级市场的钱。

盛世泰科的森格列汀则计划参加今年的医保谈判。公司创始人余强目前对于收回研发成本很有信心，但他也深知有产品商业化只是暂时的安全，并不能保证公司未来可持续的发展。

过去两三年里，余强最主要的工作仍然是股权融资。为此，他和团队基本上跑遍了全国各地，远至西部大都市，下至宿东小县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产业基金是Biotech过去几年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哪里冒出来一个有钱的地方，大家乌泱泱地都会赶过去。我们创业早，唯一的好处就是熬出来了，有产品的药企还是比较亮眼的。”余强感慨。

在资本寒冬下，盛世泰科2024年9月完成了超亿元C轮融资。这轮融资比余强预想的要晚了很多。在原先的计划里，如果2023年能再融一轮，基本就可以在科创板上市。

尽管行业黯淡，但是盟科和盛世泰科可以乐观一点，不仅在于他们都有了第一个成功商业化的产品，也在于过去10多年，他们比很多创业公司都更早地开始了不畏艰难的开拓。他们清楚行业艰难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如何度过困难时期和保全希望，等到下一个发展的窗口期。

袁征宇1993至2005年在美国创业，经历过美国创新药产业一个完整的上下行周期。这段创业经历教会了他很多，特别是抵挡住所有的诱惑，钱千万不要花得太快。

“投资者很精明，我们能够融到的钱往往都少于我们想要的钱。短缺的钱可以通过政府资助和合作关系来弥补，总之要开源节流。如果这笔钱坚持不到下一个里程碑节点，公司就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所以不开源节流反而大肆烧钱的公司大概率撑不到下一个融资节点。”像袁征宇这样精明的创始人都知道，在资本市场筹款的最佳时机不是你需要钱的时候，而是在你能筹到钱的时候。

盟科创业的第一笔融资来自晨兴创投。袁征宇算得很准，这笔2007年到账的1000万A轮资金帮助盟科在5年多时间里做完 I期临床，第二笔融资也恰如其分地到来了。2013年元旦，新的投资方百奥维达在关键的临床节点上投了关键的2500万美元，让盟科得以继续推进 II 期临床；等到2016年盟科准备上 III 期的时候，金浦投资等投资方带来了5500万美金。不同的阶段，盟科精打细算，把所有融来的钱都用于研发。

盛世泰科的融资节奏同样如此。大部分的时间里，融资节点和森格列汀的开发进度是相关的，用余强的话是“融一点花一点”。

余强还清楚地记得，2012年7月份，当时正值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森格列汀临床前预实验的数据出来了，无论是PK还是药效数据，都超过了他的预期，各项数据甚至比全球同类最佳产品都要优异。当时行业普遍认为，这款全球同类最佳产品是不可超越的，但余强仍下定决心推进临床前研究，东拼西凑才凑齐了差不多1000万的临床前研发费用，主要来自中新创投（现元禾控股）的650万元天使轮融资，以及卖掉公司一款三类药临床批件拿到的资金。

历时10多年，盟科和盛世泰科最终把一款新药推到上市，其中的艰难只有当局者才能真正体会。18A、科创板，火热的一级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制造了一种幻觉，那就是融资不是问题，好运和恭维都可能冲昏创始人的头脑，但是对于袁征宇和余强来说，他们清醒地知道，创业公司只有极少的资源，始终都要面临融资那无穷无尽的压力。

更多故事在过去10年悄然发生在上海和苏州，这两地无疑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中心地带。很多Biotech公司仍然在殚精竭虑地求生存谋发展，成立16年的派格医药在2024年第二次冲刺港股IPO；成立15年的亚盛医药在港股上市后，2024年又赴美上市；不管路径如何，创始人们明白，在创新药开发的漫长周期里，真正的“考验时刻”总会来临，生存下去则需要一切：科研、合作、商业、运气、不放弃的精神，以及灵活的头脑。

还有很多公司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这一波行业的下行周期中。在国内，尽管失败在创新药行业如此常见，但是失败仍然难以启齿。斯微生物之后，失败公司的窗户纸并没有捅破。

活下来的的公司都是相似的，没活下来的公司则各有各的失败。

务实主义者先嗅到了时代风向的转变

在大家的日子普遍不好过的时候，只有最敏捷、适应性最强的公司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2022年8月，杨建新接任基石药业CEO。当时的基石已初具Biopharma雏形——拥有4款商业化产品，超300人的商业化团队，在苏州设有生产基地，已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覆盖。

然而和这个行业里的其他公司一样，基石在资本寒冬的冲击下也损失了大半的市值。虽然亏损是Biotech公司成长的必经之路，但当时的大环境决定了基石必须要快速减少亏损，甚至扭亏为盈。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整资产，优化资源配置。

行动要快。杨建新在接任当月就了解了基石苏州工厂的情况，在产能空转的情况下，工厂每天光水电等运营成本就有数万元，再加上人工成本，在损益表上就是笔不小的亏损。显然，工厂不能再这么运营下去了。因此，第一个重要的决策来了，就是关厂。

现在回头看，关厂无疑是个明智的决定。基石之后，不少药企纷纷通过卖厂停产止损，但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容易下的决定。虽然关于资本寒冬的讨论已经四起，但还没有形成广泛的行业共识。2022年11月，基石苏州工厂停工停产的传闻引发了很多关注和误解，社会舆论的压力扑面而来。

第二个重要决策则是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将上市产品的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4款商业化产品中，哪些产品继续持有，以保障将来能长期盈利？哪些产品授权出去，换取现金流？

杨建新分析，基石有3款进口产品，进口产品很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地产化。基石最终决定留下阿伐替尼和普拉替尼，重要原因就是可以拿到地产化权益，从而在国内打通低成本的供药渠道。目前，阿伐替尼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并在今年年初实现地产化供药，而普拉替尼则预计将在今年获批地产化。

在自己做商业化这条道路上，基石则及时刹车，决定通过合作伙伴负责国内的商业化推广。为了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从启动谈判到两笔交易达成，前后历时一年半，基石最终选定了行业内两家销售能力强势的药企——艾力斯和恒瑞医药。两笔交易也给基石带来了两笔可观的首付款，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对于艾伏尼布，基石则果断将其在大中华地区和新加坡的独家权益出售给施维雅，获得了总额5000万美金的付款。

与此同时，基石继续推进PDL-1舒格利单抗在全球的商业化。2024年7月底，舒格利单抗获欧盟委员会批准用于一线治疗IV期非小细胞肺癌全人群，在杨建新看来，这是基石“从ICU走了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如果长时间只关注到生存，公司也很难活下来，哪怕过了这个坎，公司如何持续地发展？”而舒格利单抗全球商业化的布局，对于保证收入增长可持续、可预测至关重要。

当时颇为艰难的决策，到今天全都显露了意义。2024年，基石交出了一份盈利的半年报，第一次实现了报表盈利。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要知道，2022年基石亏损9.027亿，2023年亏损3.67亿。

基于快速的成本控制、商业化药品的销售收入，加上对于早期2.0管线的BD预期，对于2025年以及之后几年的发展，杨建新认为，基石的目标已经越来越明确，实现从接近盈亏平衡到稳定盈利的跨越。

和基石一样，和铂医药同样快速认清形势，并快速决策，快速转型。

2023年与2024年，和铂连续两年实现盈利，但是和铂的转型却同样要追溯到2022年。当年11月，和铂成立子公司诺纳生物，开始围绕其全人源抗体技术平台Harbour Mice®进行转化，将平台能力转化为可量化的商业成果。

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和铂和阿斯利康、辉瑞、艾伯维等多家MNC达成了多笔合作。最新一笔合作于今年3月刚刚对外宣布，和铂与阿斯利康达成全球战略合作，首付款1.75亿美元，潜在总交易金额高达45.75亿美元。阿斯利康溢价37.2%认购和铂9.15%新发行股份，总金额达1.05亿美元，双方还将在北京共建创新中心。通过这些合作，和铂不仅验证了其创新技术平台的造血能力，更为众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Biotech，提供了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商业化范例。

在2024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和铂公布的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公司预计2025年到2026年将达成5000万到8000万美金的里程碑收入，到2025年底，现金储备更将从现在的1.68亿美元增加至约4至5亿美元。基于此，和铂已向一家“可持续盈利的全球化生物医药引擎”迈进。如果说成立诺纳生物标志着和铂进入2.0时代，如今，和铂已开启3.0版本的升级之路。

在更大的意义上，基石和和铂是国内首批较大幅度调整战略的头部Biotech公司。它成了2018到2021年创新药热潮的一个节点，象征着国内创新药狂飙突进的“烧钱时代”的结束。

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很多Biotech真正开始面临一个抉择：烧更多的钱？还是务实一些，做一个可以自负盈亏的的公司？很多公司开始转变，到2024年，包括和誉医药、百利天恒、康宁杰瑞在内，越来越多的公司走向了盈利。

新成立的Biotech则意识到，需要更快的实现盈亏平衡。成立于2021年的祐儿医药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实现了产品的引进上市，到2026年，祐儿希望能够盈亏平衡。也就是说，从启动商业化到盈亏平衡，同样不到三年时间。对创始人张诚来说，盈亏平衡意味着安全，而此前中国的Biotech很少有安全的。

投资银行高盛在一篇分析报告中预计，在2025-2026年，中国将有一批Biotech达到盈亏平衡点。

这意味着，中国Biotech的发展之路在产业起步十年后走向了一个明确的拐点。

分析基石的转变，杨建新认为，“根本在于，基石原来是一个从Biotech到Biopharam的发展轨迹，现在则是一家更注重商业价值转化的Biotech公司”。

和铂如今则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Biotech，也不是一家技术服务公司，而是一家“以技术平台为根基、以创新药研发为核心、以多元化合作为驱动”的复合型生物制药企业。

进阶Biopharma的梦想破灭了吗？并没有，谁都可以仰望星空，但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

不仅仅是基石和和铂，在2023年和2024年这关键的两年，很多公司走出了新的道路——亘喜生物和普米斯生物被海外大药企收购，创响生物和睿跃生物（Cullgen）则通过反向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实现了美股上市。这些案例体现了一批中国Biotech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的适应和应变能力。

这两年，众多国内Biotech选择去美国融资，创响生物是其中之一，并且是少有的拿到包括股权投资，license out交易、NewCo、反向并购等诸多融资offer的中国Biotech。“在跨境资本运作中，要达成最优交易方案往往需要经历多轮博弈。” 创响投资方之一祥峰投资合伙人刘天然透露，“这笔交易的复杂性在于，优质可收购上市标的稀缺性与时效性形成双重挑战。”而创响团队在短短2个月的窗口期内，不仅完成反向并购的合规流程，更成功实现7500万美元PIPE融资的超额认购。

“在一定的时间约束下，既要完成SEC严苛的合规审查，又要同步推进反向并购交易与私募股权融资，对掌舵者的要求堪称苛刻。”在刘天然看来，这一教科书级别的资本运作的背后，尤其体现创始人王健的复合型能力。在生物医药产业近30年，王健不仅曾掌舵多家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与并购，更构建起横跨中美资本市场的战略资源网络。

背后，创始人和各个轮次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投资人如何快速达成一致，对于公司的命运至关重要。这时候，各方都做出一定的必要的妥协，达成交易就是最大的务实。

弘晖基金是创响生物、睿跃生物以及普米斯生物的投资方，特别是普米斯生物，弘晖是天使轮投资方，也是最大的机构投资人，从2018年公司成立2024年被收购，全程参与了普米斯的注册、团队组建、融资以及被收购。“某种程度上，我们协助创始人做出了战略抉择，这样100%出售的选择，是不容易下决心的，毕竟上市敲钟有其特殊光环。但我们认为真金白银迅速达成一个及时的可行的大型现金交易，是对各方最好的安排，也最实惠。”弘晖基金高级董事总经理何幸表示。

这些交易案例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Biotech不仅能够能做license out的BD交易，也能拿到高的首付款，不仅能在纳斯达克反向并购上市公司，也能被海外大药企100%收购。

只有看到才会相信，中国Biotech在这两年的困难环境下反而展现了更多发展路径的可能性。何幸相信：“通过一个个案例，市场不断被教育，未来交易肯定越来越多元，资本方与企业在投资决策和退出策略上也会越来越灵活。”

在不同的时代气氛下，不同的人站在聚光灯下——在当下这个重要的转折时刻，务实主义者先嗅到了产业和时代风向的转变，一个成熟的能力全面的创始人，一群愿意沟通妥协的投资人，以及快速达成共识快速转向的能力，让一些Biotech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赶上和没有赶上的“时代火车”

过去10年，很多力量曾经作为无形之手影响过Biotech的发展之路，那些创业较早的Biotech或许对此更有感触。

在苏州BioBAY，距离盛世泰科所在的C19楼150米的B6幢，港股18A上市公司创胜集团也很早开始了不畏艰难的开拓。如今，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Biotech正代表了很多正处于关键临床阶段的公司的艰难处境，这个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产品越接近上市，成本攀升越高。

创胜在核心产品Osemitamab (anti-CLDN18.2单抗）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如今还要面对海外大 III 期的巨额投入。如果能把产品推上市，需要2亿多美元，这是目前开发一款新药普遍的研发成本。

去年ASCO上首次公布的Osemitamab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和CAPOX一线治疗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II期临床数据让创始人钱雪明感到欣慰和鼓舞，他坚信Osemitamab的Best-in-class潜力。

毫无疑问，如果根据成本和风险去衡量药物的临床和商业价值，Osemitamab是目前创胜所有管线产品里面价值最大、成功率最高的。因此在资源配置上，Osemitamab的III 期临床享有最高的优先级。

创胜正在敲定全球III期临床试验的最终合作伙伴，也探索通过Newco、管线贷等分拆管线的方式将Osemitamab独立出来融资。2024年，苏州出现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银行或者战略投资者针对某一个管线提供贷款，金额高达1亿美元左右，但是也有硬性条件：产品进展到 III 期、有竞争力的临床数据、具备全球商业化潜力。

钱雪明仍然乐观，Osemitamab的 III 期临床一启动，公司都将被牵动，“做好 III 期，后面就会顺畅起来。”

Osemitamab的立项可以追溯到2017年，当时创胜开始筛选抗体，2018年年初确定分子，2018年年底进行CMC研究，2020年4月拿到IND批件，2020年8月左右进入临床。2021年创胜在港交所上市时，Osemitamab还没有做完 Ib期临床。虽然公司当时的核心产品是已经完成了I期临床的PD-L1单抗MSB2311（针对TMB-H实体瘤），但当时管理团队和投资人已经看到PD-1市场太卷，于是及时止损，将重心转移到了Osemitamab的研发上。

作为科学家创业，钱雪明坦言创业走过的最大的弯路就是在PD-L1产品上。创胜上了PD-L1这趟火车，却没能赶上最好的窗口期转将其转化成一个成功商业化的产品。

18A这趟“火车”，创胜也赶上了。2021年9月，创胜赶上了港股上市的末班车，但钱雪明当时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市场对18A的热情已经淡化，对18A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并意识到了将来融资会比较困难。他坦言，“去香港上市的决定，现在看来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2015年至今，创胜的发展之路尤其和创新药行业这辆“时代火车”的进程息息相关。

2012年到2015年，中国的创新药企并没有发展的土壤，创胜在创业之初是一家技术服务商，负责药物发现环节，资金需求并不大，天使投资就已经能满足公司所有的资金需求。到了2015年，创胜已经开始盈利。

2015年是中国创新药元年，也是创胜的转折之年。这一年8月，创胜获得了礼来亚洲基金的A轮融资，钱雪明形容自己“被投资人拉到了做药的船上”，由此也开启了快车道般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创胜被明星资本加持，转型为一家开发创新药的Biotech公司，公司启动了两个项目的IND申报工作，逐步建立了CMC和临床开发的小团队。

2018年，融资环境越来越好，港股18A政策的推出让创新药的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在4000万美金的B轮融资之后，创胜启动了与奕安济世的合并，并于2018年底完成了交割。钱雪明认为，做药必须建立自己的CMC团队才能更好更快地支持IND申报和临床工作，创胜由此具备了从药物发现，工艺开发和临床药物生产的整合能力。随着规模和功能的日益扩张，公司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但是，市场变化非常快。行业从大扩张到大收缩也不过是3年多时间，其中还因为疫情哄抬了一波行情。

创业者面对的最大恐惧或许就是“错失恐惧症”——如果火车即将离开车站，就想着尽力去搭上这班火车，谁都不想做没有赶上火车的人——虽然有些时候这往往导致灾难性的决策。过去10年，创新药呼啸而过的时代“火车”包括了PD-1、license in热潮、港股18A上市潮、技术平台热潮、投资建厂等。

创始人面对的最大也是最可怕的诱惑则是融资之后的过度扩张，或者做出过多的改变去迎合资本的短期需要。

在大环境好的时候，创胜的管线铺得有点多。现在，钱雪明认为创业公司无力支持三个以上的重磅管线，而仅仅进行一个项目无异于是将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极其危险的篮子里。所以，Biotech的价值往往体现在一到两个核心产品上。除了Osemitamab，创胜押注的另一款药物是一款针对严重骨质疏松的人源化硬骨素单抗。

错过PD-L1，钱雪明归因于当时没有很强的临床团队，临床团队搭建太晚，这个教训让创胜强化了临床，并更加关注市场风险。在Osemitamab的项目上，立项前就与临床人员充分沟通，并深入了解全球的市场竞争格局。目前CLDN18.2靶向药物的适应症大多集中在末线治疗，Osemitamab则通过差异化的临床设计和布局，很早便冲击一线治疗，这也是如今创胜对Osemitamab的竞争前景感到乐观的另一个理由。

创胜也较早认识到了仅靠国内市场很难，必须加入全球化竞争，寻求Osemitamab在美国上市。

2018年，时任FDA肿瘤卓越中心主任的Richard Pazdur来苏州BioBAY开会，钱雪明借机询问他，在胃癌这种亚洲患者比较多、美国患者比较少的适应症上，临床如何做才有希望在美国上市。Richard Pazdur指出要达到几个条件：第一，中国的临床数据质量一定要好；第二，CMC要过关；第三，在美国要有足够多的患者代表，胃癌要达到15%左右。

“实际上，我就是按照Richard Pazdur提供的思路来做的。”钱雪明透露，Osemitamab临床已经入组350多例病人，创胜为此投入了约7000万美元。而且，美国监管要求变化很快，依据FDA的要求，如果没有开发相应的伴随诊断（CDx）试剂，Osemitamab没法在美国开全球III期临床。创胜在CDx上投入了1000多万美元，再加上2000万美元的CMC，研发成本就这样攀升到了1亿美元。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当下的中国Biotech公司分化出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把握行业低谷期的有限窗口转型为盈利型生物药企，一种是专注细分领域保持研发灵活性，借助合作打开全球市场。创胜无疑是后者的代表——成立13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后，创胜重新将自己定位成有Biotech精神的创业公司，在商业模式上对标美国的Bridgebio公司。

一家Biotech的风险来自于四面八方：科学上来说，核心产品开发中遇到的挫折或者延误对公司来说都可能是灾难性的；从财务上来看，如果较为激进的扩张，不能有效地控制开支，投资者可能会大为失望，会影响他们未来的融资能力；从运营上来说，对外合作至关重要，和大药企的BD合作不仅能带来现金流，还能带来信誉的背书，但是签了合作协议后，也会受到诸多限制，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奴隶。

好风凭借力，但是创业的成败不是在于能否赶上时代的火车。每个选择、行动及其风险，对公司的存亡都至关重要。如今，地缘政治也成为了一个难以预测的X因素。创业者需要将从现在到未来10年内，各式各样、可预测和不可预测但是难免会遇上的风险分摊开，对未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并基于此，提前做调整。当机会来临时，要勇敢做决策，机会消失时同样如此。

商业化的灵魂拷问更快更猛地到来

研发新药主要从4个维度衡量风险：靶点、机制、分子和市场。如果有可能，最好不要孤注一掷。有些公司会低估靶点的风险，有些公司会低估分子的风险，还有些总是低估市场的风险。

今天回头看，PD-1最大的风险当然是市场。祐儿医药创始人张诚在默沙东和先声药业都负责过商业化，他非常熟悉中国的商业化环境。PD-1的故事，在他看来就是一个错判市场风险的典型案例。“我认为在2021年末2022年初，资本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引起了行业里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开始反思PD-1的市场模型为什么失效，实际的市场为什么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当然，大家首先反思的是靶点的内卷，产品太多了。”

但是在2018年，很多人都看不清，而且当整个行业被困在同温层里，会自我说服前进的方向正确，直到受到检验。PD-1的市场逻辑仍是仿制药的市场逻辑，早年仿制药可以赚很多钱，新药为什么不可以？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创新药适用的新市场逻辑将会和美国接轨。在美国，前三个获批的药物会占据80%-90%的市场份额，药企基于市场考虑，基本不会申报排在第四第五的药物，这在美国的产业界已经形成了共识。

如今，PD-1靶点内卷已经成为了一桩行业公案，背后则是从仿制药到fast follow类药品在中国商业化逻辑的解体，立足于此的投资逻辑也跟着解体了。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后，投资人的兴趣变了，今天的投资人不会再会去投PD-1了，现在的投资底层逻辑是看全球前三的项目。

商业化始终都是决定性的力量，在美国、在全球都是如此。如果政府主导创新药的买单，自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创新药行业的创业和投资，政府每一次可能采取的价格控制政策都会在资本市场引发轩然大波。

在某种意义上，创新药进医保大降价，PD-1也是个导火索。2018年，可能没有人能想到PD-1进医保的降价幅度如此之大；如今，医保支付天花板越来越等同于商业化潜力的天花板，“所有的人都去挣这3万亿的钱，就变成一个零和游戏。上游多挣点钱，下游就会少挣。药企多挣点钱，医生就会少挣。”张诚指出。

围绕着PD-1的另一桩重要的行业公案则是信迪利单抗出海受挫。

今天看来，信迪利单抗在肺癌这个适应症上完全寄希望于凭借国内患者的数据就能在美国获批，显然过于乐观，但在当时，很多公司都抱着相似的希望。

因此，PD-1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创新药行业，也改变了Biotech的发展路径——首先，国内市场足够大的幻想破灭，中国只占到整个全球市场的5%，美国占到全球市场的50%，中国创新药必须参与全球化的竞争。

其次，在全球化竞争中，中美关系成为了一个更加显性的因素。很多行业人士仍然相信，信达PD-1出海受阻背后有政治因素的推动，美国的相关产业和政治游说团体在背后发挥了作用。

总之，商业化是个难解的局，院内、院外、国内、国外，都不容易做。中国创新药的商业化灵魂拷问比所有人预想的都更猛。

灵魂拷问不仅来得猛，也来得更快了。行业对PD-1的态度从信仰到怀疑或许只花了三年时间，中国的仿制药的市场逻辑10多年都没有变，而创新药行业，为什么这么快就进入拷问时刻？

因为时代变了，一切都加快了。

2000年后，生物医药领域从技术平台狂热再回归产品的故事总是反复上演。

重组 DNA 技术和单克隆抗体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了新生的生物技术领域；基因组学在世纪之交统治了华尔街；2010年代，高通量测序技术以及细胞和基因疗法的出现又支撑了一个新的技术时代；2020年，疫情又催生了一次新的技术平台热潮，而且，这一次和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直接产生了同步关系。

但是当潮水退去，创业公司最终发现，谁能烧出更大的技术平台不是最终的答案。商业化的灵魂拷问意味着，最终要看一家公司到底能不能把技术平台转换成具备商业价值的产品。先有收入，再增加收入，然后收窄亏损，最终从单点盈利到多点持续盈利。

此前，大概 6~8 年会有一个大循环，近年来则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仅发生在生物医药行业，也发生在AI、互联网等领域。

李开复接受采访时曾说，“AI公司的发展，从谁的人最牛、论文最多、比赛成绩最好，慢慢进入商业里程碑，谁能拿下一个大单，谁能再多拿几单，谁能商业扩张；这个过程，商汤等AI 1.0公司普遍走了 6~8 年。现在，技术迭代加快了，我们从信仰 Scaling Law 到怀疑 Scaling Law 只花了一年时间。过去不是这样，摩尔定律支撑了多久? 而且要烧 Scaling Law 的创业公司会烧钱更多、更快。"

不仅仅是用产品兑现技术的商业化价值的周期缩短了，在医药领域，药品的商业化周期本身也被压缩了。

“之前，一个药物上市后差不多在15年会走完一整个生命周期，15年里，大概有5年左右的投入期，这个过程中销售额不断爬坡，达到峰值销售大概需要7~10年，这时候才真正开始赚钱，之后可能被下一代产品替换，销售下滑并最终退出市场。”张诚分析，“但是在今天，因为竞争因为种种原因，周期被压缩到5～7年之内。所以要求快速投入，快速推到峰值，或许产品上市的第二年就要盈亏平衡，第三年就小有盈利，第四年就要扩大盈利。盈利模式变了，财务模型都变了，这对操盘商业化的人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因为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改变商业模式。”

行业的变化如此之快，但是张诚看到，过去卖仿制药和今天卖创新药，营销模式有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张诚在其中看到了商业机会，他相信，深刻的洞察病人的需求，比简单地追逐靶点，追逐全新的化合物，更有商业价值，“因为我相信一点，在未来，我们缺的不一定是靶点，不一定是药物，我们真正缺的可能是商业模式。”因此，张诚将祐儿定义为真正理解临床需求，并在商业模式上创新的Biotech公司。

在商业化巨变的时代，怎样能找到一个成长之路，一家家Biotech公司，甚至整个行业作为共同体，如何直面并能接住商业化的灵魂拷问，这或许是未来10年影响中国Biotech公司发展走向最重要的时代命题。

十年沉浮，何处是岸？

10年，每一家Biotech的创业故事都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一个注脚。

创立于2007的盟科医药，直到2014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起来都显得发展缓慢；盟科2009年申报新药IND，2010年批下来，历时整整443天。后来的故事人尽皆知，2017年以后，随着药监制度的改革，新药IND审批至多不超过60天。

当然，盟科也或多或少享受到了时代红利。2020年，公司接连完成D、E两轮融资，融资金额高达十亿人民币，并在2021年在A股上市。在第五套标准重启前，至今仍然是最后一批A股上市的适用第五套标准的Biotech。

2007年，袁征宇回国创业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研发成本太高，在中国研发药物更便宜，当时，盟科只能融到1000万美金。用1000万美金做完I期，也就是下一个融资节点，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地方能做到。在美国，I期需要2500万美金，但是一个完成I期的创新抗菌药在市场上的价格是2000万美金，花2500万做出一个2000万的资产，账显然就算不过来了。

虽然选择在中国做I期临床，但袁征宇在当时从来没想到这款药能首先在中国上市。“当时的想法是在中国做到中后期，风险去除以后，大概率还是回到美国。因为当时中国创新药进不了医保，也不可能赚钱。中国后来大环境改变了，我们才能在中国首先上市。从这点来说，国家进步很大。"

盛世泰科的发展则和苏州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盛世泰科是BioBAY最早的一批入驻企业，余强回苏州创业获得了各项人才及科技政策支持“大满贯”——创业启动资金、研发场所的租金减免、贴息贷款，再加上中新创投投（现元禾控股）给入选苏州工业园区创业领军人才企业的几百万风险投资，则是盛世泰科创业早期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这笔钱甚至支撑盛世泰科“活”到了2016年。

2015年之后，乘着创新药行业的东风，盛世泰科也进入了融资的快车道，并享受到了药监改革的红利——说起森格列汀的研发历史，就不得不说其在临床试验阶段，开辟了该细分领域临床试验“免二进三”的先河。在 I 期试验中，因为和西格列汀进行了头对头研究，并引入了定量药理学模型。最终，基于良好的临床前及I期试验数据，森格列汀豁免II期临床直接进入III期。

“免二进三”无疑省钱省时，临床II期至少耗时两年，耗资亿元，余强也感慨，“在当时，‘免二进三’很多人可能想都不敢想，这也体现了药监局监管政策的进步。”

理解盟科，理解盛世泰科，理解中国所有Biotech的发展之路，都必须要理解他们所扎根的行业土壤。过去10年，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本质，是补课追赶、快速发展的10年，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在集体直追的过程中都会使用产业政策，因为政策可以进行逆市场的干预。因此，在国内的创新药行业，大家尤其相信市场是一连串政策创造的。

特别是药监制度的改革成果，在过去十年是最有共识的行业成就。

但是产业政策也压缩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培育时间，压缩进程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成就和问题总是相伴相生。

日本在汽车和电子产业的案例已经表明，当产业从模仿跟随阶段进入了并驾齐驱的竞争阶段，产业政策不仅不能发挥作用，反而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今天，中国的创新药产业是否进入并驾齐驱的竞争阶段，似乎还没有共识。但是，如果继续期待制度的改写可以一夜间让行业“旧貌换新颜”，这种心态说好听一点是一种浪漫，说难听一点则是一种懒惰——真正的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的生长。

过去谈到创新，我们谈了太多政策的导向作用和资本的力量，创新当然需要这些，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人的耐心。在产业里的人真正地去经历周期，学会耐心，学会务实和合作之前，在创新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之前，没有什么制度能够成为改造行业的魔法棒。

在中国创新药行业的第一个10年里，很多人对于创新仍然缺乏“耐心”，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就是，行业容易把一些阶段性的发展节点等同于“上岸”。

实际上，无论是豪华的创始人团队，还是背后的明星风投机构，或者是创新的运营模式，这些都只是转瞬即逝的光环。能不能上市，同样不是终点，二级市场并不是融资的保障，商业化也不是安全的港湾，成功BD更不能说明公司走上了康庄大道。

成熟的的创始人知道，他们能做的就是给公司找到更多生路，保留更多选择的机会，而上市等重要里程碑，仅仅意味着公司能带着更多信誉、更多机会往前走。

选择在创新药领域创业，本就意味着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小分子药物都是通过运气和穷尽一切选择的蛮力开发出来的。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制药界的科研人员终其一生都不能做出一款最终上市的药物。大部分的科学家和创业者们难逃这样的事实，他们的职业生涯注定充斥着失败，无尽的压力和未竟的事业。

“研发创新药的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仅凭理性选择，没什么人会干这行，有很多更轻松的活法 。”福泰制药的创始人Joshua Boger曾说。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前路漫漫，依然未卜，晨光微弱，时间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