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外最新研究“扎心”了：学历越高，心梗越早

《中国循环杂志》近日发布杨跃进、高晓津教授等人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高学历者初次发生急性心肌梗死（AMI，以下简称心梗）年龄约为56.3岁，较低学历者要提前约10年（65.9岁）。且高学历者合并更多的心血管危险因素。研究将“低学历”定义为文盲和小学；中学和中专定义为“中等学历”；大专及以上定义是“高学历”。

前述研究在社交媒体被广泛讨论，这一结果被指和欧美等国趋势相反。“在发达国家，学历越高者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较少。这样的文章可谓海量。”上述研究的作者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杨进刚告诉“医学界”，我国结果或提示，对待不同学历者，心梗干预措施应当是不一样的。“学历是评价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维度。在发达国家，学历或社会地位较高者能获得更好的健康教育机会，其知识水平更高、健康管理能力更强。就这一点看，我们的健康教育没有跟上。先富起来的人没有掌握与之匹配的健康管理能力。”

既往国内有两项关于学历与冠心病预后相关性的研究。其中，CPACS-2研究侧重于观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院内治疗及结局。China-PEACE前瞻性研究侧重于观察急性心梗患者的长期结局。两项研究未评估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及危险因素等。

前述《中国循环杂志》发布的研究抓住这一点，旨在探究不同学历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危险因素、临床特征、诊疗情况与院内预后。研究利用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注册登记（CAMI）数据，根据最高学历对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进行分组。

CAMI研究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连续入选我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108家医院数万名心梗患者，其发病时间<7天。排除年龄、信息缺失等，最终12280例患者被纳入本次“学历分析”，分别进入低学历组（n=5705，46.5%）、中等学历组（n=5161，42.0%）、高学历组（n=1414，11.5%）。

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低学历组，中等学历组及高学历组者的初次发作年龄较小[（65.9±11.2）岁 vs.（58.6±12.2）岁 vs.（56.3±12.6）岁]，白领占比较高（1.4% vs.10.7% vs.52.0%）。研究将国家干部/公务员、企业中层管理者、乡村干部、知识分子等归为白领。

考虑到社会进步可能影响各学历组不同年龄段者的比例，从而影响年龄趋势，研究根据患者年龄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年龄小于60岁的患者中，高学历组患者平均年龄仍然较小[（52.0±6.5）岁vs.（49.5±7.2）岁vs.（48.8±7.5）岁]。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

杨进刚告诉“医学界”，一些其他国家也存在高学历者心梗更年轻等现象，但其年龄差距小于中国。比如，挪威高学历患者初次心梗时间比低学历者平均年轻6.8岁，澳大利亚则平均年轻5.1岁。

“结合其他研究可知，我国心梗发作的中位年龄为61岁。美国、瑞典的注册登记研究数据显示，其心梗中位年龄为66-71岁。我们总体要比发达国家早5-10年，这意味着会牺牲更多的健康寿命损失年。”杨进刚进一步解释。

截至2021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93岁。假设有人在70岁时发生心梗、80岁离世，那他就失去了7.93个健康寿命年。在此期间，他没有病逝，但丢失了健康。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心梗发病越早，疾病负担就越大。

心梗是我国猝死的主要原因。《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显示，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居民死亡的首位原因，我国每5例死亡者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这些意外大多发生在医院外，相当一部分人因来不及抢救而死在到达医院前。“网络上也时常有高层管理人员猝死的报道，对于这些人的健康问题，要值得重视。”杨进刚说。

有心脑血管危险因素者是心梗发作的高危人群。前述阜外研究采用美国心脏协会（AHA）提出的7个心血管健康指标，定义“可纠正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超重/肥胖、吸烟、缺乏运动和不健康饮食。从分析结果看，学历越高，出现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数量可能越多、程度也越重。

除高血压外，中等学历、高学历患者出现其他6个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比例，均高于低学历组。这一点在男性患者中表现尤为明显。

此外，高学历患者有≥3个可纠正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比例更高，达66.4%。这在中等学历组和低学历组中的比例分别为61.4%和46.7%。

按照学历从低到高，近期过度不良生活方式（3.1% vs. 5.5% vs. 6.4%）、甘油三酯≥1.7 mmol/L（28.1% vs. 36.3% vs. 39.8%）、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0 mmol/L（40.7% vs. 45.4% vs. 49.7%）的患者比例也逐渐升高。

研究表示，CPACS-2、China PEACE前瞻性AMI研究也发现，较高学历组中糖尿病和吸烟比例较高。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多个心血管危险因素可显著升高冠心病发生风险。这可能是导致中等学历和高学历患者发生STEMI时较年轻的原因之一。

“高学历人群生活方式不健康，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居民，可能存在过快的生活节奏、不规律的饮食以及缺乏锻炼等情况，进而发生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心血管危险因素，而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对血压、血脂、血糖都有好处，能降低生活方式危险。”杨进刚强调。

研究针对低学历组，提出另一组亟待解决的“最低难题”。

在3组学历中，低学历组使用医疗急救系统的比例最低（8.8% vs. 9.8% vs. 14.7%，P<0.001），发病至入院时间≤12h的比例最低（63.4% vs. 70.3% vs. 74.5%），接受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PCI）最少（36.0% vs. 45.2% vs. 56.4%），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使用比例最低（56.4% vs. 57.7% vs. 62.3%），以及β受体阻滞剂使用比例最低（65.6% vs.70.7% vs. 73.3%）。

校正年龄和性别后，相较于高学历组，低学历组者的院内全因死亡风险明显增加（OR=1.439，95%CI：1.057~1.959，P=0.021）。

杨进刚表示，综合研究看，健康教育要“分层”。对于高学历居民，应加强危险因素管理，预防心梗发作。

低学历患者虽然相对于高学历患者伴随危险因素较少，但就医偏晚、病情较重，来院就诊延迟，在县级医院就诊比例高，呼叫急救医疗系统就医较低等，应重视加强心梗症状识别，提高就诊意识，缩短就诊延迟。另一方面，要加强120配置、改善院前急救，提升县级医院的再灌注治疗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