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家创新药CVC在中国做孵化

创新药行业大起大落的三年，风险极高、失败率极大的早期创新孵化领域收缩明显。

国内创新药赛道种子轮/天使轮、Pre-A~A+轮融资事件和金额走势

医药魔方InvestGo医疗健康投融资数据库显示，2013~2023年，国内创新药赛道种子轮/天使轮和PreA~A+轮投资事件逐年减少，投资金额则在2021年冲高后回落明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国内创新药种子轮/天使轮投融资事件仅46起，总金额约12亿元人民币，为201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在这样颇具挑战的创新孵化大环境中，一家“年轻”的资本却逆势做出了不错的成绩。

设立至今三年多，复健资本新药创新基金已孵化出10家创新药企业，其被投企业已有多个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尚不满5周岁的复健资本，来头不小——复健资本由复星医药作为控股股东于2019年发起设立，专注于医疗大健康领域的投资。

复星医药是国内创新药产业的头部玩家。早在2014年，中国创新药行业仍在起步阶段，复星医药就作为LP参与投资国际顶尖孵化基金。

复星医药先后与以色列Pontifax基金、波士顿MGB（Mass General Brigham Ventures），旧金山BCF（Berkeley Catalyst Fund）、剑桥CIC（Cambridge Innovation Capital），以及牛津OSE（Oxford Science Enterprises）达成战略合作，通过海外基金间接投资全球生物医药创新项目，或通过设立国内平台公司引进并共同转化全球顶级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

2020年8月，复健资本旗下首支以控股孵化模式为主的新药创新基金成立，首期规模15亿人民币，聚焦临床重要的未满足需求，专注转化基因细胞治疗、大分子等领域的潜在突破性疗法，力图成为“中国生物医药CVC的标杆”。

复健资本如何逆势在创新孵化领域做出了不错的成绩？近日，医药魔方Invest采访了复健资本联席CEO兼新药创新基金总经理崔志平及其团队，破解复健资本新药创新基金的逆势生长之道。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对于新药创新基金这样一个控股孵化基金来说，“找钱”不仅是募资，更是处理孵化企业和基金的关系。

崔志平解释道：“我们参观过不同的孵化模式，有单纯物业出租的，有物业出租+孵化打造生态的，也有基金+孵化器模式。我们采取的模式是‘基金+孵化器’，投、融、管、孵、退，一个团队来做。这种模式也更能让基金团队和孵化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大程度形成合力，启动、发展孵化企业。

但创新药行业是出了名的长周期、高风险，药物从发现到真正上市，环节极多，往往需要多方参与，加上公司治理，问题就更复杂。

对此，崔志平团队给出的破解之法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崔志平2005年加入复星医药后，带领团队积极走出去，学习了解海外源头创新孵化模式，期间，复星医药作为LP投资了多家海外基金，帮助复星医药储备了不少全球领先的创新药项目，助力复星医药“从仿转创”。

这些经历，让崔志平感叹：“这个行业的成功率，就看你的团队，专业程度越高，成功率越高。”

作为控股孵化型CVC，团队的“专业”之一就是要决定“孵化什么技术、疾病领域的公司”。就此，新药创新基金主要考虑三点因素：其一，未满足临床需求；其二，全球前沿技术；其三，与复星医药的现有生态圈形成战略协同。

尤其在技术上，崔志平所说的“专业”，并不只是基金团队要“看得懂”，还要从产业视角，结合技术成熟度、市场和竞争综合判断：“我们做项目，太早了，死在沙滩上；太晚了，卷到后面了。”

新药创新基金一期主要布局基因治疗、细胞疗法和创新生物药实体（如双特异抗抗体、ADC、核酸药物）。“现在成熟的、最新的技术，我们全部覆盖；我们关注的几乎全是大分子。”崔志平解释道。

就基因治疗，新药创新基金布局了两家公司，分别做内耳听力损伤药物和眼科药物。“因为目前（基因治疗）生产成本高，所以我们做这种剂量比较小的、生产工艺能够解决的产品，比如治疗眼睛的药物，给到患者10e10-11的剂量（病毒基因组，vg）就可以。”崔志平解释道。

崔志平反复提到，基因治疗和细胞疗法的春天还在后面：“随着生产工艺的提升，基因治疗可以拓展到其他的疾病领域。细胞治疗，比如CAR-T是肿瘤免疫方向的，但未来，我认为会在再生领域广泛应用。人体有200多种细胞，我们现在只做了两种，第一个是iPSC诱导的角膜内皮细胞，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中国率先上市的iPSC诱导的细胞产品。”

“下一个风口可能是抗衰老相关的疾病。两年前我们感觉（这个领域）时机没到，还需要很多技术的突破。”崔志平透露。

除了选对技术和疾病领域，新药创新基金还通过“投资组合+打法”的组合拳来规避早期研发风险。“孵化是一定要一群项目，不同的技术赛道，不同的疾病领域，形成一个组合，才能平衡风险。”崔志平笃定道。

打法上，新药创新基金遗传了复星医药多元化、开放式创新的基因，将引进和早研相结合，释放部分风险。新药创新基金孵化的10家公司中，有3家是围绕特定领域，通过复星医药全球化基金网络布局，引进国内外领先的产品或技术而组建的平台公司。

新药创新基金团队的专业既在于整体布局，也在于事无巨细的投后管理工作——不同于一般的基金，新药创新基金与几家孵化企业同在“初创公司聚集地”复星医药张江产业园的一栋办公楼中，以方便基金团队与孵化公司及时沟通、快速解决问题。

孵化公司星济生物CEO安毛毛博士指出，新药创新基金细致的投后管理能够让科学家团队更加聚焦地开展研发工作，用一句话总结新药创新基金的服务就是“新药基金是孵化公司强大的后勤基地”。

具体来说，新药基金为孵化企业提供的最大的一个帮助是“融资”，另外一个就是提供企业运营方面的建议，比如企业怎么搭架构，怎么管理运营，包括人、财、法这些方面。”

复健资本新药基金董事总经理宋怀恩补充道：“比如期权池设立、团队构建、产品管线配置、对外合作等，都需要我们投资人员充分介入到投后管理中。”

培养这样一个专业团队，也是崔志平三年来付出心力最多的地方，“我们团队，原来大家都没有基金投资的经验，更多的是看并购、海外BD的项目，也没有规模化和科学家在早期项目上合作过。做早期孵化，需要更加全面，不单要能看得懂产品，看得懂技术，更多（要考虑）商业上的问题，以及如何和科学家沟通、协同各方。”

做孵化，资源协同是王道

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长于科研的科学家。在目前新药创新基金孵化的10家公司中，6家都是与科学家或教授合作，将无形资产折算成股权，与基金共同孵化公司。

科学家、教授，是新药创新基金的重要资源之一，目前，基金已与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达成合作，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是主要锚点。

一般来说，新药创新基金会就已布局的技术领域对标头部专家，同时在国内外高校中搜寻合适的创始科学家和相关项目。

如成立于2020年的星济生物，专注于抗感染大分子药物，其创始人、联席CEO兼CSO安毛毛博士是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课题组长（PI），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抗感染抗体药物研究。

谈起和新药创新基金的“缘分”，安毛毛回忆道：“新药创新基金一开始就是希望把我们国家大学、科研院所里的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 所以在基金成立前期就在各个大学年底的PI汇报会上找。我也是那个时候在同济医学院的会上认识（他们）的。原来我也有两个产品转让出去，就一拍即合。”

目前，星济生物6个产品管线中有2款药物将在2024年进入临床II期。

新药创新基金孵化公司时，同时注重科研实力和产业经验。如果不是安毛毛博士这样本身兼具二者的创业者，基金团队还要负责“配对”。

例如聚焦全人源纳米抗体的平台型公司博奥明赛，新药创新基金一方面找到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应天雷教授联合创立公司并任CSO，他主攻的研究方向就是恶性肿瘤及流感、新型冠状病毒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性全人源单抗药物研发；

另一方面，新药创新基金在一次biotech闭门会上结识了产业经验丰富的涂超博士，他是多家生物医药公司的创始人，具有超过20年的生物治疗药物研发和BD经验，领导过20多个治疗性抗体项目，任博奥明赛联合创始人、总裁和CEO。

不过，作为新药创新基金的孵化企业，科学家专于研发，但不能只做研发。相较于一般基金与企业“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崔志平将新药创新基金和孵化企业视作一个团队：“原来这些科学家只要搞研发就好了，现在他们团队一起去融资，一起去搞BD，一起去路演，我们是有经验，科学家他们都没做过，我们要一起做。”

专业能力加上通力合作，这两家最早成立的公司已经逐渐孵化成型，不仅有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且社会资本开始参与公司融资，不再完全依赖基金“输血”。不过，到这一阶段，新药创新基金的工作仍未结束，还会依托复星医药的后端资源继续赋能孵化企业。

在宋怀恩看来，这是新药基金能做好孵化的优势所在：“想把孵化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后有多少资源来支持。背后有复星的很多团队，我们才敢在不同的细分赛道做早期布局，另外，biotech做到中试、临床实验、生产和商业化，都需要外部资源，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复星医药资源、渠道，以及外部CRO等资源，把这个系统盘活。”

新药创新基金将基金与孵化企业看作一个团队、一个系统，如同一个池塘生态系统，科学家、教授、全球化基金布局等都是外部资源，如池塘上空的太阳能，而复星医药内部强大的后端资源则是这片池塘的肥沃土壤，巧借外部、盘活内部，才能创造出充满生命力的池塘，正如不断孵化创新药企的基金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