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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IPO炼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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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创业家 2014-07-07 10:23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据悉拟来港上市,但上市时间未定,集资约4亿美元(约31.2亿港元),上市保荐人为花旗及大摩。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据悉拟来港上市,但上市时间未定,集资约4亿美元(约31.2亿港元),上市保荐人为花旗及大摩。

根据深圳华大基因科技的公司网站显示,公司成立於1999年,主要从事生物技术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如提供一站式基因组测序。自成以来,先後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画「中国部分」(1%,承担其中绝大部分工作)、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画(10%)、水稻基因组计画、家蚕基因组计画、家鸡基因组计画、抗SARS研究、「炎黄一号」(100%)、大熊猫等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因组科研工作。以下为创业家报道解密华大基因:从“土匪”到“教父”看看这个数十亿美金的公司是如何炼成的?

没有商业计划书,一家子公司即引来风投14亿。有人称为生物界富士康,有人誉为全球创新50强。昔日“代表”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如今冒险并购美国上市公司,瞄准“人人服务”这个大市场。自称“土匪”的创业家汪建,在科学和商业领域横冲直撞。59岁的汪建又搞定一桩大事。2013年3月18日,他领导的深圳华大基因(下称华大)宣布完成对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Genomics(下称CG)的全额收购。美国对手惊呼:华大买走“可口可乐秘方”。

汪建毫不掩饰收购后的野心:打通基因测序产业链,数年内使基因诊疗成为全球医院标配。他称这是一个千亿级乃至万亿级的大市场:“我为各国人民服务,各国‘人民币’会自动为我服务。”

收购CG像一场赌博。“别人说你一个穷人也冒充投资人,但这个穷人‘忽悠’到钱了。”汪建告诉《创业家》。

不喜欢守规矩的汪建,令红杉中国沈南鹏等投资人又爱又恨。“华大已经是中国最牛的生物技术公司,但它仍然像一个早期公司,未来可能有十倍乃至百倍的增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人称。

汪建一向“胆大妄为”。这位湖南人插过队,留过学。20多年前,在得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后,他开始想象自己和它的关系。到了1999年,杨焕明和汪建等伙伴创立华大,并自作主张地宣布“代表”中国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他们还自己搞起水稻基因组测序等大项目。政府后来掏的钱加起来数以亿计。

很长时间汪建没找到爆发机会,直到第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仪问世,他迅速判断出它的价值。测序成本下降将使测序大规模商业化成为可能。2007年,华大与中科院不欢而散,南下深圳。它一口气在《科学》《自然》等国际著名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令中国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望尘莫及,深圳市政府则甘心掏出上亿人民币。

2010年,华大利用国开行数亿贷款,增添100多台测序仪,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机构。如今,它在商业上开始得到认可,汪建得以从容地讲述华大“四部曲”,仿佛那是与生俱来。他一边渲染对管理的不屑,一边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和公司管理团队。作为一个成功的组织者,他远没有听起来、看上去那么忘乎所以。“我们就是一群土匪。”汪说。

在批评者看来,华大不过是科学水平不高、依赖测序仪器和人海战术的“测序工厂”,相当于“生物界的富士康”,而汪建是狂妄之人;在赞誉者眼中,华大足以名列全球创新公司50强,是“生物界的谷歌”,而汪建可谓不世出的科技创业家。

华大究竟是怎样一家机构汪建和他的伙伴们又是怎样一群人

前史

汪建他们“擅自”代表中国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

汪建和他的伙伴们是一群“想干大事情”的人。他们推崇关于两弹一星的一句话:没有一声巨响,这个世界谁也不会理睬你。

1999年7月,华大在北京顺义空港创立,初衷是为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国会1990年批准该计划,拟在15年内投入30亿美元,测定和分析一个人的全部基因。时在华盛顿大学的汪建觉得此乃“天赐良机”:基因领域将会像号召上山下乡的口号所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直到1997年,已回国创办GBI公司的汪建才找到志同道合者:长他两岁、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的遗传学博士杨焕明,以及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于军(后留在中科院体系,不再介入华大事务)和德州大学的刘斯奇。他们决定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代表本无意于此的中国。1999年9月1日,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五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杨焕明上台称中国愿承担其中的1%。事实上,他并未获得中国政府授权。看起来就像是一次“造反”,政府后来为什么会同意被代表不得而知。中国政府最终为此出资5000万元,杨、汪等人也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团队一起得到江泽民的接见。批评者称这是“绑架政府”。六部委轮番查账。按照华大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朱岩梅的说法,汪建个人被查出花了两万多元,大多是参加各种会议的机票和住宿费,其中有不少来自每晚一两百元的旅馆。

无论是否“绑架”,华大成立之初对政府的依赖显而易见。1999年除夕,参加基因组计划尚未得到任何支持,汪建的挫折感很深:“国家不认,厂家不认,没人理我。”他排解郁闷的方法与众不同:开车从北京出发,一直向西,10个小时后到达1000多公里外的乌海。他说服一家打烊的小店老板给自己弄了饭。“我现在告诉华大的人,”汪对《创业家》说,“你们谁敢要饭去敢要的就好,不敢要的是笨蛋。饿都饿死你了,还不敢要饭”

与政府打交道,除了“要饭”的勇气,一定还需要技巧。2001年,杭州华大成立,做的事情是水稻基因组测序。杨焕明的家乡在浙江,当地政府提供了支持。公司里贴满“精忠报国”的标语。汪“诳”大家说日本将在“9.18”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以此激励年轻人加班加点。作为一个鼓动者,汪的手段是否高明暂且不论,效果明显。由于浙江当地政府换届等原因,华大得到的支持没有想象的多。水稻基因组项目据说花费2亿多,华大欠下一屁股债。但汪建认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它由华大独立完成,为华大带来了“国际影响”。

2003年,SARS带来灾难的同时没忘给汪建他们一个机会。华大迅速破译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检测试剂盒。杨、汪团队获得胡锦涛的接见。该年11月,中编委批准在原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基础上,成立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任所长,汪是副所长之一。

2006年,新一代测序仪的出现再次让汪建激动起来:测序能力百倍增加,成本百倍降低。任职于英国Solexa公司(后被Illumina收购)的周代星找到汪建推销这种测序仪。汪显得迫不及待:第一台机器由于运输损坏无法运转,他决定再采购5台。

朱岩梅说,汪建敏锐地看到测序技术的进步将出现拐点,认定整个行业将迎来巨变,中科院却不可能同意购买大批新机器。2007年,杨焕明评上中科院院士。也是在这一年,汪辞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职务,率华大南下深圳。在华大,内部事务实际由汪建负责。

杨、汪等人一只脚在体制内,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负责人;一只脚在体制外,是华大负责人。他们解释说,基因测序需要人手,中科院编制容纳不了那么多人。2008年年初,杨焕明被中科院免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职务,和汪建一样只剩下华大身份。“公私同行”的华大前史就此结束。

争议却未平息。2012年10月下旬,王俊回母校北大参加一个论坛,北大生科院院长饶毅公开批评华大。几天后,饶毅在科学网博客撰文称杨焕明领导的研究所和华大好像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华大迁往深圳后很多财产跟着走了,“公私同行”得利的是华大创始人和持股人。当年以冒领的1%人类基因组计划做大旗,华大才能在中国要钱要地皮,有资源买仪器、招兵买马。

汪建表示南下深圳时接受了审计,抱怨批评者应该到华大实地看一看。而《创业家》希望杨焕明讲述华大创业历程时,杨表示自己时间不凑巧,婉言谢绝。汪建现在宣称成立华大是“直奔科学”。科普作家方舟子记述他2000年11月访问华大的见闻:汪向方出示了一份两页半的“中国人基因多态性计划”申请书草稿—要求政府拨款8亿元,充满“为了中华民族千秋大业,再次请缨”之类的豪言壮语。至于“预防外国敌对势力制造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武器”,方认为系无稽之谈—有趣的是,2012年华大收购CG时,美国一些反对收购的人士也拿“基因武器”来说事,而华大已不再使用这种宏大的说法。

爆发

“科技服务能到一百亿,医学服务能到一千亿,人人服务能到一万亿。”汪建说。

在深圳,汪选中盐田区一家旧鞋厂落脚。华大当然没有忘记谋求政府支持,几年下来,深圳市政府提供的经费累计近亿元。

2007年4月,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民政局注册成立。这是一个事业单位。“从科学界出来就做企业,证明你在科学界是一混混。”汪建说。他们沿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英文缩写BGI。有人批评华大学术水准不行,汪建就想,要“发论文发得你们都不好意思。”

当年10月,华大宣布完成绘制“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汪建与深圳市政府打赌说“十二五”期间华大要在《科学》、《自然》几本顶尖刊物发50篇论文,结果去年超额完成。

随着华大测序能力提升,一些科学家及科研机构主动寻求合作。华大第一个商业模式由此产生:为科研机构、制药公司、育种公司等提供测序服务。据华大科技COO杨旭介绍,他们既有一两万元的单子,也有上千万甚至接近亿元规模的合作协议。

2010年初,华大利用6亿元国开行贷款,从Illumina购买了128台新一代测序仪Hiseq2000。这是Illumina迄今最大一笔订单。此前,华大已拥有20多台测序仪。杨旭说,把超大型项目交给一两台机器去做,五六年才出来,是不能容忍的。

华大随着新机器的到来迅速扩张,到2012年其测序数据产出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华大从事基因数据分析的员工中,相当一部分是刚毕业甚至未毕业的年轻人,华大因此被一些人称作“测序工厂”。

汪建对这一称呼并不反感,而且自嘲是“科技民工”。“把工业发展模式搬到生物经济上来,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他们(指国内一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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