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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爱在实验室

来源:生物360 2016-02-14 18:07

情侣伙伴知道如何激励、安慰另一半以及阻止他/她的糊涂点子。

物理学家Claudia Felser和Stuart Parkin相识于一次应用电磁学会议上,他们立刻被对方吸引。但是他们之间的交谈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

Parkin对发现能用于制作微型数据存储设备的材料十分感兴趣。Felser则更偏爱赫斯勒化合物的话题,这种合金具有可改变的磁特性。“但是他不感兴趣。”她笑道。Parkin认为这种化合物听上去可能难以与其他材料相连接。“所以这不是一次成功的会面。”Felser说。

但是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当Felser分享了她对赫斯勒化合物的半导体和量子特性日益增长的知识后,Parkin开始对这种分子越来越好奇。2009年底,她决定利用休假时间从德国前往IBM总部工作,Parkin正就职于这里。“我要请她与我在一起。”Parkin说。从此他们走在了一起。“我们现在仍然在一起工作。”他说。

Felser和Parkin是成千上万通过科学相遇的夫妇中的一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0年调查显示,具有博士学位的已婚人士中,超过1/4的人的伴侣也供职于科学或工程学领域。这一数字在增长:1993年,该比例为1/5。越来越多的机构在雇佣夫妻。2008年,一项涉及9000名美国研究人员的调查发现,夫妻比例从1970年的3%上升到21世纪的13%。在线约会服务PlentyOfFish的数据揭示,与平均用户相比,拥有研究生学位的用户与具有同等学历的人结为伴侣的几率高3倍。合作是科学研究的关键,当合作双方是伴侣时,这种关系能提供一些独一无二的优势——更了解彼此的个性和动机,当然这项工作也有占据晚餐话题的风险。

材料和里程

2011年,Claudia Felser 与Stuart Parkin 在戈壁沙漠

Felser休假结束返回德国后,她和Parkin开始积累航空里程。而且Parkin的务实态度感染了“作为一个化学家,你想去理解黏合,希望找到新的合成方法,但不会深入思考应用。”她说。现在,她也开始考虑材料的成本和稳定性。“你真的要学会各种思考。”Felser说。2011年,这对夫妇发表了有关赫斯勒化合物的论文。

在过去几年里,Felser和Parkin想尽一切办法聚在一起。学术会议成为他们见面的有效方式。“一旦人们注意到我们是伴侣,他们便开始邀请我们共同参加一些会议。这很好。”Felser说。

Felser的老板(现为马普学会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甚至认为她们或许可以说服Parkin接受一个德国职位。经过数年奔波于不同大陆之后,Parkin最终出任马普学会微观结构物理学所所长。4月,他获得芬兰技术学会千年技术奖,并计划把奖金的一部分用于在河边建一座房子。他们计划于12月结婚。“汉莎航空和联合航空将会不开心。”Parkin说。

神经元连接

Lily和Yuh-Nung Jan在上世纪80年代共享实验室

Lily和Yuh-Nung Jan致力于研究细胞分裂,但他们自己却不能分离。他们开始谈话的第一个词总是“我们”或“我们的”。甚至他们的实验室也连在一起。他们相识于1967年的中国台湾,那时他们都在攻读物理学。

Yuh-Nung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他和同学在山区进行庆祝旅行。与他们一起的是一个来自低年级的学生:Lily。她跳了一级,赶上了Yuh-Nung,并且也申请读研。他们都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但头3年他们住在各自的宿舍。不久之后,一个契机让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选择。“回到台湾他们将无法接触现代生物学。”Yuh-Nung说。

之后,他们转入细胞生物学领域,并且开始合作。1971年,他们结婚。1979年,他们来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这里,他们在同一实验室的类似项目上度过了数年时间。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联合运行了一间实验室。

有点像太多厨师烧出难喝的肉汤。“最初,我们都带着博士后或学生,并且工作难以继续,因为两个人难有相同的观点。”Lily说,“很快演变成争论。”他们现在运行着相邻的实验室,指导着29位研究人员,并坚持在顶级刊物发表文章。Lily侧重离子通道,而Yuh-Nung致力于细胞形态学研究。

“这不光是1+1,而且要好得多。”Lily说,“无论你想起什么,都能在家或在工作中相互讨论。”Yuh-Nung也说,“我们在一起超过40年,她是我的伴侣,我感到非常幸运。”

家系图

Ruth Mace、Mark Pagel和他们的儿子Thomas,摄于1994年

很少能有研究者声称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更不用说是与配偶一起了。但是进化生物学家Mark Pagel和人类学家Ruth Mace恰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是在人类学中使用种系发生(进化树)的先驱。

他们的第一次碰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部,但他们的工作完全没有重合。Mace专攻动物生物学,而Pagel致力于开发物种关联性分析方法。而这些都深受他们所学的进化生物学影响。

英国进化学家因为用适应能力和自然选择来解释行为的观点而闻名。“我们都离开了这个‘教会’。”Mace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这个部门的上午休息时间,这给了他们充足时间讨论各自的观点。

几年之后,Pagel和Mace合作了一篇论文,使用系统发生方法分析人类文明,并认为正如动物学家使用遗传学研究物种进化那样,人类学家也应该用语言研究人类文明进化。同一年,他们的长子出生,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树增添了一个小小的枝桠。

尽管他们仍然合作文章和研究项目——Mace预计他们有大约10%的工作在一起,但他们仍保持独立的研究身份。他们也都有种系发生学之外的学术兴趣。另外,重叠领域的工作也会引发一些尴尬情况,尤其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姓氏。有时,一个人会被要求评议另一个人的论文或竞争性经费申请,通常他们会以利益冲突的借口来拒绝。

梦之队

Boris Worm 与 Heike Lotze 在 Maasholm 野外台,摄于1998年

有时,在海洋生态学毕业作品中,Boris Worm可能是在睡眠中解答问题。醒来以后,他会将自己的梦境告诉伴侣Heike Lotze。作为海洋生态学者,Lotze充当起了沉睡共鸣板。“早上你会忘记梦境。但是如果旁边有人,你可以马上告诉他们。”Worm说。

这两位生态学家相信,他们的关系有助于形成其早期研究,而如果不是情侣关系将很难做到这一点。Worm 提到:“我们能在一开始分享点子,也许它们非常粗糙、没有完成,而且没有用处,但十分有趣。”Lotze也说:“我常常有创造性、凭借直觉获得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粗糙的东西交给Boris,然后由他来塑造。”

Worm和Lotze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他们在德国攻读研究生。他们的研究领域重叠,但追求的却是不同方向。Lotze倾向于人类对海洋的影响,研究方向为营养物污染——这被认为是藻华的成因。Worm则更偏重于分析,也更加理论化。作为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的儿子,他对人际关系和社团考虑良多。“Heike的视角接触到我的观点,然后为它们装上轮子,或许我能为她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些更宽泛的背景。”他说。

整个博士期间,他们工作在一起,甚至在相同的地方学习。由于他们的实验通常密切相关,所以在出版前不得不做一些分解工作。“我们会坐下来,然后说,我将发表这个,另一些是你要发表的。”Lotze说。2002年,他们联合发表了第一篇大论文,并常常共同发表文章。

而且,Worm通常是他们观点的第一发言人。“我在后面多一点,人们通常更多见到Boris。”Lotze说。但她最终决定走到前台,“我不想躲在影子里。我也需要战斗”。

去年,这对夫妻赢得了首个共同荣誉——彼得·本奇海洋科学卓越奖。“这样的关系不常得到正式认可,这种感觉很美妙。”Worm说。但对他们来说,合作的最大意义是无形的。一个情侣伙伴知道如何激励、安慰另一半以及阻止他/她的糊涂点子。正如Lotze 所说的:“你的伙伴是最好的批评者。”(生物谷Bioon.com)

原文检索:

Kerri Smith. Love in the lab: Close collaborators. Nature, 25 June 2014; doi:10.1038/5104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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