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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益:医药学家面对人口与健康问题的选择

来源:科学时报 2007-10-31 09:15

医药学家面对人口与健康问题的选择

访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

编者按:

人口发展的多元模式与健康保障

本论坛讨论在人口转变、健康转变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健康保障和公共政策问题,针对不同的人口发展态势和不同需求的重点人群提出关键问题和政策建议。

本论坛包括以下分题:(1)人口老龄化的卫生服务需求与提供。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它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和精神等都将带来重大的影响。(2)弱势人群的健康保障。在社会快速变迁和转型发展过程中,弱势人群容易被边缘化。(3)出生人口素质和生殖健康。出生人口健康是人口健康的基础,中国还面临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严峻挑战。(4)不同国家人口和发展的模式与政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国家人口和发展的模式不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异还折射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 
  
    当前,我国正向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努力,有一些领域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影响我国的持续发展,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人口与健康问题,就是其中的一大领域。本文拟对我国人口与健康问题进行浏览,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医药学科研工作者面临的选择与对策。 

    对我国人口健康问题的浏览

    在讨论我国人口健康问题之前,有一些基本认识应该先谈一下。首先,有几个明显的矛盾横亘在面前。譬如,随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型,疾病谱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人们的认识还远未跟上这些变化,因此在科研规划、科研队伍、科研投入和科研成果的评价方面都还停在几十年一贯制的状况。有些问题虽然认识了,但实践还远没有落实。再如,现代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生存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也异常尖锐。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明显改善。家家户户推门进去,家电、空调都装备良好,但推开门出去看看,环境状况却日趋恶化。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一些,全球环境恶化对中国的影响就更为突出了。可以说,大环境的有些变化是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如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臭氧洞扩大、强紫外线照射等,这是对世界各地都有影响的环境恶变因素,中国同样难以幸免。有些仅是局部环境恶变的因素,恰恰这些因素也都同样罹及我国,如酸雨、荒漠化等。

    其次,讨论当前的健康问题时,有几个不同的指标体系先要明确一下。我们常用的是死亡指标。从死亡指标来说,世界各国大都以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作为死亡的前三位疾病,其次是糖尿病、中毒和创伤等。但如果以劳动力作为指标,那么居首位的仍应是传染病。化学治疗学的进步,已使传染病从死亡的首位下降到第十位左右,但对劳动力的影响仍居高不下。这主要是由传染病病种多、涉及人数广所决定的。如果以对社会的综合危害为指标,那么当代社会居首位的危害当属吸毒、吸烟及药物滥用、艾滋病等。

    人类正面临很多重大疾病的威胁。很多老的疾病还有待攻克,很多新的疾病又不断出现。老的疾病,如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都是众所周知久攻不克的顽症。传染病时有起伏,潜在威胁严重。我国肝炎病毒感染者已达1.5亿人,结核病等随着耐药菌株的发展正在全球回升。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疾病正在不断发生。如随着寿命延长,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综合征、骨质疏松症、骨质增生等老年病逐渐增多,老年医学问题日益严重。新的病毒病也逐年增加,最近30年内报道的有玛尔堡病毒病、拉沙热、伊博拉出血热、艾滋病、川崎病、克麦罗沃脑炎、卡累利阿热、罗斯河热等。自然界中每年几乎都有2~3种新的病毒病产生,只是多数尚局限在森林里、在动物中流行,还没有感染到人。值得深思的是,经过人类的长期斗争,只消灭了一种病毒病,即天花。但自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公布人类消灭了天花之后,20多年来却又出现了15种新的还无法治疗的病毒疾病,这还没有包括2002年底新出现的冠状病毒。冠状病毒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从此又多了一种新的病毒性传染病。过去只有疯狗病,近年来英国出现了疯牛病,日本出现了疯羊病,法国出现了疯猪病。这些疯病,几乎都是病毒病,特别是脑细胞的病毒病。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出现了不少“现代文明病”。如社会工业化过程易造成环境污染,中毒、致畸、致癌等的发生率正在增加。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常导致传染病的扩散。生活水平提高后,糖尿病、肥胖症、胆石症等新陈代谢病正在增加。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常发生在住院吃药的人群中。

    以上是对我国面临的健康问题作的一般性浏览。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未有穷期,它将与人类的历史相始终。下面仅就医药学科研工作者面对上述问题时的可能选择和对策作一些讨论。

    面向社会需要开发创新药

    社会需要始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社会需要既包括直接为社会提供产品的应用性研究,也包括在认识自然中学科发展所需要的理论性研究。医药卫生科研工作者首先应从社会发展需要中选择课题。其次,要考虑这种课题是否有人在做,或者虽有人做,但尚未做出。如果已有人做,或别人的条件较优越,即将做出来,那么这种课题的选择就要慎重。再者,应考虑自己是否有条件做出来,如果有社会需要,还没有人能做,自己也做不成,这样的课题是否选择,也应慎重考虑,以免徒劳无功。只有这3种条件同时具备了,才有较高的成功率,这样的课题才算选对了。

    按当今新药研究的国际要求来说,创新药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在我国,研究创新药尤其困难,我国的创新药要被国际医药主流市场接纳更是难上加难。解放50多年来,我国创新药真正能被国际上认可、愿意仿制开发的只有二巯基丁二酸钠和青蒿素两个。其他创新药虽有影响,但还有限。

   首先,创新药不能与一类新药简单地等同。固然创新药很多是一类新药,但三、四、五类药中也都有创新药。而一类新药中,国外已有结构和作用报道,尚未批准上市的药就不是创新药。

    其次,创新药也不能与水平简单地等同。固然大多创新药是要在先进的理论设计和技术保证下才能做出来,但也不尽然。青霉素、氯丙嗪、“伟哥”等是偶然发现的,但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从应用角度讲,创新药的水平主要不是反映在它所应用的理论和技术的先进性上,而在于它是哪一层次上的创新药。如果能治疗过去没法治疗的疾病,这种创新药属第一层次的创新药,如上面举的青霉素等;第二层次的创新药是发明了新的药类,如抗高血压药;第三层次的创新药是在已知药类中发明了新结构的化合物。

    创新药与效益的关系更为复杂。且不说效益与经销手段等有关,即使药物本身,也与创新药的层次、效能、同类药的竞争和市场大小等密不可分。

    创新药的研制是重要的,在我国更是要加强力度,这毫无疑问。但也应看到,任何国家的医药市场由本国自己创新的药物都只有极少几个,大量的是已过专利期的仿制药、买专利移植生产的新药和直接进口的药品。我国今后药品市场的构成也不会例外。因此,总的方针应该是可仿则仿、该引则引、能创则创。我国还没有买过国外专利期内的新药来生产。其实花500万~600万美元买一个确有效益的药物移植生产是很划得来的。什么专利该买,什么技术不该买,这里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大家只注意在专利条文中找出路、钻空子,那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思路、大手笔。

    近年来,风险投资之风渐起。用好了,对创新药的研制是有推动作用的。但细细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颇有一些费解。投资方大都是金融、房地产等非药业企业,接受投资方又大都不是药学科研单位和个人。投资的项目大都是一些有活性的苗头,离开发成药距离极大。风险投资固然难免风险,但如果都是不结果的风险,将来会使人们对风险投资这种投资方式的信心产生动摇。 

   跟踪前沿学科的最新进展

    当代科学发展迅猛,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药学科学工作者理应抓住机遇,努力跟踪前沿学科的最新进展,广收博采,为我所用。

    从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生命科学中的带头学科一直是分子生物学。这种势头,还将继续保持相当一段时期。《人类基因组的作图和测序》已经完成,解开了人类4万基因密码,约30亿碱基对之谜。有眼光的科学家已经关注后基因组生物学时代的工作了。医药卫生科研工作者应该努力学习、了解和运用这方面的知识,及时开展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
    要看到人类基因组研究现在还只是在结构基因组层次完成了第一个阶段。随着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导致与功能有关的蛋白质组学的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层次。细胞发育的遗传检测、破译“遗传密码”、阐明“遗传语言”等工作也将有新的进展。本世纪的重点学科群将主要是神经生物学。对神经活动的基本过程、神经回路的组织结构、神经信息的处理机制、脑的工作原理等都将有新的突破,从而将逐步解开大脑工作之谜。

    生命科学工作者为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开发成有用的药品,应该学习药学科学;药学科学工作者为充分挖掘利用生命科学中不断发现的新的活性物质,使之开发成药,也应该学习生命科学。一方面要提倡生命科学工作者与药学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另一方面更要提倡两方面科学家在实际工作中应更多地合作联姻。

    利用高新技术的综合成就

    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的周期和速度越来越快。各领域的知识只有转化为技术才能成为人们实际有用的产品。药物学的进步始终以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更新为依托,今后这种特征将更趋明显。

    在药学科学中有不少高新技术可资借鉴,不仅限于生物高技术。如在化学合成药设计和筛选中,现在已从传统的盲目筛选、定向合成筛选等技术,发展到计算机辅助设计、组合化学、群集筛选、高通量筛选等新的模式。新药筛选的成功率有了提高,从而走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了20多年的药物创新的低谷。药物制剂也已从各种传统制剂向控、缓释制剂和靶向给药系统方向发展,这对改善药物的有效作用时间和作用部位无疑是极其有益的。制药工艺在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过程中也不断地综合运用着各种高新技术,靠这些高新技术提高着新药的产量和质量。在传统植物药的研究与开发中,日本与韩国等国已摸索出一套能被国际医药主流市场所接受的传统药现代化的经验,占领了约97%的传统药国际市场。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传统药物的国际声誉,使国际药学界为之瞩目而“回归自然”的呼声迭起。

    这些成功的经验是我国应该借鉴的。我国是传统药的主要发源国家之一,理应对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因此中药现代化的研究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事了。中医药辨证论治的“证”和复方的“方”,是中医药最有特色的精髓,应努力抓紧研究。为实现中药现代化,就要从高质量绿色药材的保证、GAP制度的实施和现代剂型的开发等一系列工作中引进国际标准。在考虑进入国际市场的品种方面,应该针对疑难疾病,首选西医西药无法治疗而中医中药确实有效的中药复方。在疑难疾病方面,西药因机制不清而无从下手,中药复方则无须机制完全清楚,可以辨证论治,而“证”是明摆着的。西药因疑难疾病一般没有动物模型而不好筛选,中药则无须模型,已经在人上长期应用。疑难疾病往往涉及多部位病变,西药作用一般为选择性较高的单靶点作用,而中药复方作用常为多靶点,可能奏效。白猫黑猫,会抓耗子就是好猫;千条万条,疗效是第一条;这水平,那水平,解决问题才有水平。中药如能做到现代化,前景可能看好。

    生物高技术今后在诊断、治疗和生产中均有无比潜力。首先,用于诊断方面。过去医生诊断以经验为基础,今后将以证据为基础。其次,用于治疗方面。据2000年的统计数字,已有20多种生物药物在多国上市,在单国上市的更多。目前学术界更多关心的是基因治疗,已有100多种治疗方案在临床试用,有的已取得关键性进展。但就整个基因治疗来说,还有很多基础性研究要做,如基因获得和表达的高效性,基因注入后的导向性和植入基因的可控性等。如果这些基础工作完成了,那么基因治疗就将在基因缺陷遗传病的治疗中发挥它的独特作用。

    以上各种工作都需要有相应的专业人才才能完成。事实上,世上各行各业都是为人而做的,也都是靠人去做的。天地间,人为本。我们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人是深感荣耀的。相信经过正反几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医药学队伍的人才建设会上新的台阶,会将我国医药学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再创新的辉煌。

秦伯益  

    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主持研究成功神经性毒剂预防片(85号),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主持研制的盐酸二氢埃托啡,是我国研制成功并获批准生产的第一个麻醉性镇痛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进行了华南马尾杉活性单体新药福定碱的药理研究,发现其选择性真性胆碱酯酶抑制作用,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主持“八五”国家科技攻关专题阿片类戒毒药物的研究,研制成功防复吸药国产纳曲酮。1995年获光华科技基金奖一等奖。1998年荣获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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