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最多Biotech的中国大学TOP10

中国第一代本土biotech大多是“校友创业”的产物，现如今，产学研转化的风潮越来越热，大学主导投资、孵化项目的生物医药企业不断涌现。

根据医药魔方InvestGo数据库，截至目前，就biotech的诞生数量而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11家大学已经跑在了前面。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InvestGo数据库

这些大学做对了什么？尤其是成绩亮眼的年轻大学，是如何在孵化上超越了科研实力强劲的“老前辈”们？科技成果转化，会是中国下一代biotech浪潮的源泉吗？

科研领军=转化领先？

创新药处于科学研究与产业转化的交叉前沿地带，能够孕育大量创新药企的，必然是科研实力强劲的高校。

诞生最多国内biotech的十所高校不仅是国内顶尖的综合性高校，也已颇具国际竞争力——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均连续多年跻身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全球TOP20。

自然指数依托生命科学、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物理科学领域全球顶级期刊，以各机构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排名，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衡量机构高质量研究产出与合作的指标。

不过客观来看，中国高校在自然指数上的优势主要来自化学和物理科学，至2023年，这两个领域已占中国自然指数总份额的85%，生命科学领域略显弱势。

实际上，过去十年中，不论哪一所高校，都是“校友创业”培育出的biotech最多。可以想见，这些高校天然聚集了一批“天之骄子”，他们大多在本科或硕士毕业后继续深造，其间辗转多个顶尖学府，不少留学海外，在欧美药企积累产业经验后回国创业。可以说，是这些科研界的“世界公民”撑起了中国第一代biotech。

如果聚焦生物医药领域，“自然指数—健康科学（health science）”今年首次发布，以各机构在64种医学期刊上的发文数量排名，全球TOP20机构中，15家都来自美国，上海交通大学是唯一进入TOP20的中国机构；全球TOP50另外包含中山大学（22）、浙江大学（26）、复旦大学（27）、香港大学（43）、中国科学院 （44）、北京大学（48）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机构（50）7家中国机构。

有趣的是，据医药魔方InvestGo数据库，也是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这四所高校相关的biotech，相较于其他高校，更多依托学校附属医院的资源。

举例来说，从浙江大学走出的锐翌生物、赛元生物、医康慧联，都曾与浙大附属医院合作发表研究成果。

最典型的赛元生物，其创始人张进为浙江大学医学院PI及浙江大学医学中心/良渚实验室核心PI，他率领团队与浙大附属第一医院、浙大药学院紧密合作，2020年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基于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C) 分化的表达嵌合抗原受体的巨噬细胞 (CAR-iMac) 在肿瘤的免疫细胞治疗中的应用。目前，赛元生物聚焦实体瘤，同步布局CAR-iNK与CAR-iM产品管线，已启动IIT临床试验。

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则主要以医工合作、专利转让等方式链接biotech。

除去教授创业，复旦大学的7个产学研转化项目中，有5个都是biotech与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开展合作，如国内领先的可降解生物材料及再生医学创新企业花沐医疗，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签订了“全降解自锁定颈椎融合器”合作协议，并在2023年1月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董健教授团队执刀完成了全球首例动物试验。

同时，复旦大学近两年也在专利成果转化上发力。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为例，其首创设立医院科技创新基金，结题要求为知识产权项目签订正式转化协议。2023年，中山医院肝外科樊嘉院士、周俭教授团队将“血浆游离 DNA 甲基化标志物在肝脏肿瘤检测中的用途”专利，以“入门费+1%销售提成”的方式转化给了鹍远生物。

北京大学则以专利转让为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分别于2022年7月和2023年1月向产业界转让两个药物专利，前次是将“IgA肾病潜在突破性疗法——PKU308/AP308药物”专利许可给礼邦医药，后者是将“用于急性肾损伤的药物组合物”的专利转让给昕瑞再生。

激活专利，激活市场力量

从大学到产业，科技实力固然是基础，但更关键的一步在于转化。

对于大学来说，曾经的一大痛点在于，科技成果属于国有无形资产，一旦转化失败，团队和学校就可能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锅”，再加上科技成果个人与单位权属不清，也让投资人望而却步。

2016年，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相关规定，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

2018年初，国家卫健委指定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作为“院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试点单位。彼时，华西医院专利申请和授权数在全国医疗机构中连续10年排名第一，5年内转让创新药物60余项，已带动百亿投资。

很快，华西医院发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试行）》，包括9类激励政策，如今看来，主要在两方面开了先河：一是探索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将科技成果及其转化的“权”和“利”充分赋予成果完成人；二是明确管理中的风险免责，免除医院领导在科技成果定价或投资中，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或转化科技成果发生投资亏损的决策责任。

由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开始孵化创新药企，先后在2019年和2021年成立赜灵生物、四面体药物等公司，都复刻了“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上市公司+政府引导基金”的股权结构。

在这种模式下，教授作为成果完成人，可以在申请专利或专利技术成果作价投资前，与医院事先协议约定科技成果的权属或股权比例，并以个人名义占有股份。

以赜灵生物为例，2019年成立时，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俐娟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下属的国有股权经营管理平台四川华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均以知识产权方式认缴出资，分别持股46.95%和5.22%，贵州百灵则以货币和知识产权方式认缴9434万元，持股41.02%。

赜灵生物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及出资方式

图片来源：贵州百灵公告

2021年12月，赜灵生物完成A轮融资，投资方以四川地方政府背景投资者为主，川创投管理的四川省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基金领投，成都生物城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四川院士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等跟投。

实际上，不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众高校都从2019年开始提速孵化，这得益于一条政策的发布——当年4月，财政部公布《关于修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校自主决定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需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审批或备案，且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松绑”，孵化逐渐火热，一众高校中，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势头最猛，主要就在于这两家高校灵活有效地激活科技成果专利。一个例证是，相较于其他高校，这两家高校走出的biotech，大多集高校教授、转化多年科研成果、自主创业“三位一体”，孵化成效显著。

上海交通大学的孵化探索始于2020年，获批成为全国首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之一。具体而言，上海交通大学将科研成果70%的所有权份额赋予科研团队，剩余的30%归学校所有，科研团队可以选择按照专利成本价格回购这30%的份额，拿到全部专利权以自主创业，吸引社会资本，也可以按照三方评估价格转让给科技企业。

这样的设计，不仅激发了高校教授自主创业的积极性，更明确了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让科研团队能够合规进行知识产权布局，大大减少了投资人的后顾之忧，也便于产业和资本更早、更深入地参与到项目孵化过程中，提高产业转化的效率。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循曜生物。2021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刘俊岭教授“兼岗创业”、上海医药集团和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共同孵化成立循曜生物。这是上海市首个由高校和教授共同以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生物医药企业。

刘俊岭教授团队在肺纤维化和出凝血领域的科研积累，加上上海医药集团的产业化能力和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基金的“钞能力”，让循曜生物快速构建起一系列临床前数据优异的产品管线，并且历经两年多就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新靶点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治疗性雾化吸入抗体药物推进到临床试验阶段。

今年1月，循曜生物完成2亿元A轮融资，由龙磐投资领投，上海生物医药基金追加投资，并且实现校方退出。这也标志着循曜生物孵化成功，接力棒正式从高校转交给产业。

上海科技大学激活科技成果的方法，则是和科研团队签署专利独占许可协议。

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首个生物医药企业是标新生物。2020年2月，标新生物由上科大姜标院士、杨小宝教授等几位在蛋白降解领域深耕多年的科学家领衔成立，专注肿瘤免疫的蛋白降解小分子药物开发。

成立的同时，上科大与标新生物签订了超亿元合同金额的专利独家许可协议，包括其首个具有口服特性的蛋白降解管线GT919。2022年12月，这一管线获得CDE的临床试验默示许可。

今年3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向申请人为上海科技大学、第一职务发明人为标新生物创始人杨小宝博士的《免疫调节化合物及其抗肿瘤应用》的发明专利申请，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这标志着上海科技大学独占实施许可给标新生物的9项专利已全部成功获得授权。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2（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2018年至2021年，上海科技大学过亿元专利许可合同累计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具体到生物医药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已经走出15家biotech，其中7家为孵化项目。

基金+基地，biotech的未来“摇篮”？

也是在“孵化潮”涌起的前夜，一所特殊的高校——西湖大学在2018年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成立以来，西湖大学明确探索科学研究与产业转化联动的发展模式。副校长许田曾在耶鲁任教，期间与企业家乔纳森·罗斯伯格共同创立罗斯伯格研究所，专事科技成果转化，十余年间成立了多家biotech，大多数已经成功上市或被巨头收购。

在成果转化上“身经百战”，许田得出结论：“推动‘纸变钱’的最佳组合是让科学家专心做研究，再为他配上一个创新要素齐全的‘软平台’。”

这也成了“西湖系”孵化biotech的特点：构建以综合服务、产业赋能和金融投资三大服务平台为基础的服务体系。

举例来说，西湖大学成立次年，就联合西湖云创集团和云栖小镇一同筹建西湖大学科技园，这是一个从研究开发、中试熟化到产业化的全链技术服务平台，配置了GMP车间、细胞间等硬件支持，同时成立西湖大学科技园服务专班，为项目提供包括工商注册、政策申报、后勤服务等全流程服务。

西湖大学孵化成型的半数生物医药企业，都已入驻西湖大学科技园，包括西湖生物医药、西湖欧米、西湖云谷智药、西湖制药、觅得优生物、瑞奥生物、艾凯利元生物等。

同时，西湖大学也较早试水“高校VC”，2020年8月，西湖大学联合西投集团、杭实集团发起西湖大学产业投资基金。医药魔方InvestGo数据库显示，截至目前，西湖大学产业投资基金已经出手19个项目，其中8个为西湖大学孵化的生物医药企业，3个为西湖大学教授创业项目。

今年4月，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成果转化基地在紫金港科技城云创镓谷园区正式揭牌启用。这一基地布局了人工智能产业孵化中心、西湖大学创新药物概念验证中心等高能级平台，入驻、落户了一批在在生物材料、生物+AI、免疫治疗、脑机接口等领域拥有技术领先优势的科学家的成果转化项目，并且集结浙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专业机构10家以上，助力成果转化。

西湖大学是近年来高校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缩影，“基金+基地”，正在成为许多高校的“标配”。

清华大学是最早探索这一模式的公立高校，早在1999年，前身为清华科技园的启迪之星就提出“孵化+投资”的模式，广泛设立创业孵化器，如今已是国内线下覆盖网络最全的孵化器。

2010年代，清华大学专事科技成果转化的校内机构也纷纷下设专业的市场化投资机构，如工业开发研究院下设水木创投，技术转移研究院下设荷塘创投，其新近成立的荷塘生命科学原始创新基金，已经孵化出华夏英泰、荷清和创等多家明星biotech。另外还有英诺天使基金、水木清华资本这样“校友创始、专投校友”的资本，通过早期投资助力高校项目走向产业。

2018年以后，清华大学重视人工智能前沿科学技术研究，新成立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能产业研究院等，都更加注重配套设置创业投资和孵化器。

以智能产业研究院为例，2020年成立清智资本，专注于投资早期AI高科技创业公司，目前在生物医药领域已出手华深智药、亿航生物、小藻科技、水木分子4个项目。清智孵化器则成立于2023年，同样聚焦AI领域，不久前官宣50亿巨额融资的百川智能就是入孵企业之一。

如今看来，2023年已然显示出“biotech爆发”的预兆：不止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纷纷成立新的孵化器，且都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为重点领域。

同时，也开始有VC主动“组局”，联手高校教授孵化biotech，如博远资本基于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及科学团队的发现孵化北启生物，专注基于化学小分子诱导的多潜能干细胞技术平台（CiPSC）用于全球创新型细胞治疗药物的开发；君联资本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寒朔教授孵化臻愈生物，开发新型通用型治疗性细胞疫苗与in vivo CAR-T等。

可以说，不论是高校批量制造biotech，还是市场化VC更早开始在高校中“掘金”，都说明生物医药产业已来到下一代浪潮的前夜：“低垂的果实”被摘完，未来的biotech将更多来自高校这座“源头创新”的金矿。而如今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摸出一条路的先锋高校们，也可想会在未来成为biotech爆发的“主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