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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水:旧石器文化不只周口店

来源:新京报 2006-10-07 03:52

跑遍中国,提出中国旧石器文化有南北两个系统
  尽管已年过七旬,但退休后的张森水仍然信奉自己“忙忙碌碌做事情”的宗旨,继续从事东南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学旧石器好可以满世界跑

  我学考古的志向,中学的时候就有了。我在浙江台州念的中学,一次饭后散步的闲谈中,我们的历史老师对我说中国遍地是文物,研究这种学问的叫考古学,你若学习,定会有成果。

  我一听很高兴。因为我就是数学、物理差一点,历史、地理还可以。这次谈话以后,我就在这些方面下了工夫。考大学的时候,台州没有考场,我们要到温州去考,我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准备学考古。发榜的时候,我如愿进了北大。

        我们班有20个人,后来有两个人因故退学了,开玩笑说是“十八罗汉”———其实,18个人里面还有三个女同学。当时,北大自己的老师很少,只有宿白先生、阎文儒先生等人,后来又去了苏秉琦先生,一大半老师都是从校外聘请的。旧石器是裴文中先生教的,中国旧石器是贾兰坡先生教的,商周考古是郭宝钧先生教的,古文字是唐兰先生教的……郑振铎、向达、郭沫若等人都给我们上过课。在上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裴文中先生,他给我们讲各地的博物馆和旧石器考古,从国内讲到巴黎,从巴黎讲到德国,一会儿又讲到瑞士、伦敦。我当时就想,学旧石器挺好,可以满世界跑。

  实习的时候,我们去了半坡遗址,那里的负责人石兴邦先生对我不错,他希望我留在他身边做研究。他还对我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不会要我的,因为那里的人全都是搞自然科学的,没有人是搞社会科学出身。

  然而事情很巧,当时学苏联,旧石器被归入社会科学。裴文中先生当时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研究室负责人,他想通过考古学的知识去搞原始社会。

  一听到我报名要到这里来,很快就收了。我1956年到这里以后就没有挪窝,一直干到了现在。

  首次独立工作全靠羊倌帮忙

  我们所所长杨钟健先生认为学考古的人不懂地质、生物,他要求我们必须补课。所以,我毕业以后,还回到北大和地质学院上过课。裴文中先生则强调边干边学,他放手让我们去干,但要求非常严格。1956年年底,我跟着裴文中先生去广西野外考察,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记野外工作日志,因为考古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1958年秋,裴先生让我去内蒙古独立工作,找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标本。我去了20多天,什么都没有找到,心里非常着急。就想,自己第一次出来难道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在跟一个羊倌聊天的时候,我把从新石器遗址找到的几块石器给他看,他告诉我,这里没有,过河有的是。我第二天就过去了,结果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等地发现了31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也采集了一些哺乳动物和新石器时代遗物。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保护意识不强,当时没有吁请当地政府保护。1991年我再去的时候,黄河大桥的两边正好修在两处重要的遗址上,这两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

  标本带回来以后,裴先生很高兴,他说这是新东西,让我整理以后写成论文,还帮我找了参考资料,我外语很差,他就把英文、法文文献的有关段落都讲给我听。论文我都不记得改了多少遍,最后一次,他才说了一句“放在这里”。这时,我才如释重负,这句话也成了他给我的最高奖赏。后来,他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发表。由于他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仅仅发表中文的还不够,就自己把它译成英文,在《古脊椎动物学报》上发表。

  两位老先生论战了20年

  1958年,贾兰坡先生提倡整个研究室人人动手搞中国猿人石器研究,我被分配做砸击石片研究。过了几个月,大家纷纷交稿。

  发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裴文中先生不在所内。回来后,他看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情景,很不以为然,说怎么能这样搞呢?他看了大家交上去的稿件,认为水平不够,还就我的稿子对我说,你的水平不行,光描述不是论文,要了解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这件事情一直做到1965年也没有结果,之后就不了了之。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贾先生、裴先生观点不合,贾先生说中国猿人石器进步,裴先生说原始。我是裴先生的学生,当然也赞同他的观点。后来我在哈佛大学讲学的时候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张光直先生翻译出来后,大家哄堂大笑。

  1975年年底,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写作100周年而筹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包括中国猿人石器研究。领导可能是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认为很多人一起写不出研究著作,就决定由裴先生和我来完成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在书中,我提出中国猿人石器既有同一性,又有发展阶段性的看法,后来获得了贾兰坡先生和裴文中先生的一致赞成,两人之间的论战告以结束。《中国猿人石器研究》1981年才修改完毕,遗憾的是,由于出版进度缓慢,裴文中先生生前没有看到书的出版。

  在南方考古提出长江边上的文化从1971年开始,我在云贵川三省前后工作了30年,跑遍了贵阳以西的地区,提出了铜梁文化、四川富林文化等几个新的文化类型。在这里的工作我主要产生了两个认识,一个是旧石器文化的多元性,在贵州,它有几个类型。

  以往我们考虑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时候总是以周口店为中心,1971年在大冶石龙头被发现以后,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摆不到周口店里面去,但不知道怎么办,最后用了另外一个名称———长江边上的粗化文化。后来有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的发现以后,这一系列一看就清楚了。在此基础之上,我提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有南北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周口店为中心的北方系统,另一个是分布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区的南方系统。这个看法提出后,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可。

  此外,通过在云贵川地区一系列的研究,我认识到旧石器时代存在历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时间上来讲,比如铜梁文化,这里的石器是非常原始的,但是年代只有一万多年。还有我们后来做的贵州普定的穿洞遗址,旧石器文化面貌非常清楚。

  但是,用碳14测定年代以后发现,最早的只有9600年,最晚的是8080年。

  在1988年的《考古学年鉴》上,我就提出了两个概念,旧石器文化不一定在旧石器时代,它可以很晚。

  旧石器文化不能僵化地以12000年前为界进行区分,它最晚的只有4000年历史。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的文化可以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

  1991年退休后,我开始到东南地区考察。我是浙江人,想为家乡做一点工作,浙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最薄弱的省之一。2002年,我到了浙江,刚到的时候,浙江省文物局的人跟我开玩笑,说这里什么也没有,你能找到吗?

  我说,根据我在安徽的经验,我可以打60%的包票。因为这两个地方连在一块儿,地貌、地层都差不多。

  我的运气真好,我们下去的第一天就把60%变成了100%.我在浙西北的安吉县找到了三四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多件石制品。我在那里已经跑了三年,走遍了湖州地区。现在健康尚可,我严奉自己忙忙碌碌做事情的宗旨,把余热献给东南沿海的旧石器考古事业。

  口述:张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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